第5章 危机：北方联邦军接连失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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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节 1862年秋季选举
1862年秋季的选举投票趋势似乎对总统不利。在1862年10月和1862年11月的选举中，纽约州、新泽西州、宾夕法尼亚州、俄亥俄州、印第安纳州、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表态反对林肯。之前，除了新泽西州，其他州都投票支持林肯。民主党人赢得了国会议员的支持。他们如果在其他州拥有多数席位，将控制下一届众议院。在失利的情形下，新英格兰州、密歇根州、艾奥瓦州、加利福尼亚州、明尼苏达州、堪萨斯州、俄勒冈州和边界蓄奴州拯救了林肯。造成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的发表。为联邦而战变成了为黑人而战，很多人视其为一种耻辱。相反地，“《宪法》革新，联邦守旧”成为大众的普遍观点。此外，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了林肯的失利[1]。但造成各州不满的原因，主要是战场上一直没有传来捷报。虽然安蒂特姆战役大捷令北方人欢欣鼓舞，但随后，罗伯特·E.李的大军重渡波托马克河，未伤一兵一卒。如果乔治·B.麦克莱伦消灭了罗伯特·E.李的大军，乔治·P.比尔在肯塔基州大获全胜，那么林肯一定会得到联邦各州的支持。
激进分子卡尔·舒尔茨的观点值得关注。通过他的观点，我们了解了林肯受到的谴责。卡尔·舒尔茨在军中写信给林肯说：“选举结果是对政府的严厉谴责，”而且政府应该受到谴责。“政府将共和党人领导的主要军力置于南方邦联军手中……在这场战争中，哪位共和党将军有过公平的机会？难道乔治·B.麦克莱伦、乔治·P.比尔、亨利·W.哈勒克和他们的属下心腹没有申明、获得、提出要求吗？政府是时候改变了。让我们接受全心全意作战的将军们的指挥吧……让所有不能胜任指挥官的将军们卸下盔甲吧……西点军校如果难当大任，就让它名声扫地。”[2]另一名激进分子查尔斯·艾略特·诺顿写道：“如果战场上捷报频传，那么秋季选举中的失败将对政府毫无影响。”[3]
第2节 辛辛那提的恐慌
戴维·托德（1805——1868）
当罗伯特·E.李在弗吉尼亚州推进南方邦联大业的时候，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和柯比·史密斯正在肯塔基州展开行动，努力挽回南方邦联在西部的损失。柯比·史密斯打败了北方联邦军，占领了列克星敦。列克星敦是亨利·克莱的家乡，也是国家花园————蓝草区的中心。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·P.莫顿发电报给战争部长埃德温·斯坦顿说：“失去列克星敦相当于失去肯塔基州的心脏，打通前往俄亥俄河的道路。”柯比·史密斯的军队确实威胁到了辛辛那提和路易斯维尔，造成了当地人的巨大恐慌。辛辛那提宣布军事管制，关闭了所有商铺，责令暂停了所有交易。能打仗和能干活的人全部受命聚集在投票处，以便进行军事演习或劳动。街上的汽车都停了下来，人们排成长队操练，其中不乏名流、部长、法官等，许多人已经年过四十五岁。据说，一家报社发表了反动言论，但很快受到了镇压。俄亥俄州州长戴维·托德赶到辛辛那提，号召所有忠于联邦的人参军入伍。与此同时，柯比·史密斯派一支小分队驻扎在距辛辛那提几英里的地方。恐慌笼罩着整个辛辛那提。清晨，号声响起，召集士兵们武装起来。数百名劳工领命加固战壕，妇女们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准备棉布和绷带。每个人都知道，战争已经临近。恐慌在俄亥俄州迅速蔓延。俄亥俄州州长戴维·托德召集武装民兵的号令迅速得到了回应。数千人带着双筒散弹枪和小口径步枪涌进辛辛那提。后来，他们被称为步枪猎人。此时，柯比·史密斯认为自己没有足够军力进攻辛辛那提。在等待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的军队期间，柯比·史密斯撤回了部分小分队。辛辛那提如释重负。
为了争夺路易斯维尔，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与乔治·P.比尔展开了一场较量。南方邦联军的行军路线较短，暂时领先，驻扎在路易斯维尔和北方联邦军之间。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如果全速前进，可能已经攻克路易斯维尔，但他拖延了。也许是由于战事的重担让他心生畏惧，对南方邦联军失去了信心，不愿继续前行。与此同时，乔治·P.比尔来到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的后方。两军对峙，战争一触即发。两位指挥官都想开战，但不愿在自己选择的战场上冒险一战。随后，一场对抗演习开始。乔治·P.比尔担心开战会使路易斯维尔沦陷。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担心战争会折损兵力。双方的物资都不充足，几乎都只剩三天的物资。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离开了正北的大道。乔治·P.比尔一路畅通，迅速进入了路易斯维尔。因此，南方邦联军进军肯塔基州的计划失败，进军马里兰州的计划也失败了。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，在南方邦联军选择进军的地区，大部分人支持北方联邦。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写道：“我们必须放弃肯塔基州的蓝草区，任其自由发展。肯塔基人对安逸生活的热爱和对损失金钱的恐惧，是导致我们失败的最大原因。”
第3节 乔治·P.比尔和奥利弗·P.莫顿
路易斯维尔已经脱离危险。于是，乔治·P.比尔乘胜追击。两军在佩里维尔进行了一场恶战，双方将军都声称自己赢了[4]。1862年10月9日，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率军撤退，向南行进。乔治·P.比尔并没有全力追击，也没有追上南方邦联军，但依然将南方邦联军赶出了肯塔基州。
佩里维尔战役
佩里维尔战役中联邦军在玉米田里作战
因为东部的激进派反对乔治·B.麦克莱伦，所以西部的激进派也反对乔治·P.比尔。激进派有自己的领袖，即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·P.莫顿。奥利弗·P.莫顿是好战的西部各州长中最出众、最活跃的州长。北方各州的州长是影响初期战事的重要因素。联邦政府要想实现征兵目标，必须依靠北方各州的州长，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他们的装备。由于印第安纳州的地理位置和其边境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，奥利弗·P.莫顿要克服的困难比其他州长多。他全身心投入战斗，希望自己为州政府付出的努力能够在军事上体现出来。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乔治·P.比尔的蔑视，甚至在与华盛顿的通信中，公然指责乔治·P.比尔“支持反叛”。奥利弗·P.莫顿虽然廉洁，但其副官都是一些粗俗狡诈的小人。他测试副官是否适合文职和军职的标准是，他们对自己是否忠诚或绝对服从自己，而不是内在的诚实和高尚的品质。他视乔治·P.比尔为敌人，认为打垮不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是对国家负责，对自己负责。
林肯意识到了联邦政府的不满情绪。1862年10月16日，他提议，如果更换指挥官是最好的方法，那么现在时机已经成熟。他对乔治·P.比尔的拖延心怀不满。奥利弗·P.莫顿和埃德温·斯坦顿向他不断施压，加上俄亥俄州、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的民意，林肯决定更换主将。于是，乔治·P.比尔被撤职，由威廉·罗斯克兰斯接替。在做决定时，林肯犯了一个错误。内战结束后十四年，尤利西斯·S.格兰特的观点无疑是合理的，他说：“乔治·P.比尔的天赋足以担任最高指挥官。”[5]
第4节 乔治·B.麦克莱伦被撤职
现在，如果波托马克河两岸的情形发生转变，主将换成乔治·B.麦克莱伦，最后采取的行动也是一样的。乔治·B.麦克莱伦没有及时发起攻击，林肯和北方人对此很失望。1862年10月1日，林肯前去看望乔治·B.麦克莱伦，在军中待了三天。其间，林肯召集各将领举行了会议。经多方观察，他命乔治·B.麦克莱伦回到华盛顿后，“渡过波托马克河，向南方邦联军开战或驱其南下。”然而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迟迟未动，一心想着“待万事俱备”。吉迪恩·韦尔斯在1862年10月13的日记中写下了“令人痛心的情报：叛军的骑兵部队围着凯旋的波托马克大军绕了一圈，先从其上方渡河……然后从乔治·B.麦克莱伦和我军的下方再次渡河。”[6]乔治·米德写道：“对乔治·B.麦克莱伦来说，这是个耻辱。我担心此次战役会对他造成严重伤害。”[7]
1862年10月22日，吉迪恩·韦尔斯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安蒂特姆战役结束一个多月后，北方联邦军安静地待在营地休整。整个北方都很焦虑，却无计可施……乔治·B.麦克莱伦按兵不动，应了敌人之前的断言。林肯称之为‘迟迟未动’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为此非常苦恼。”[8]乔治·米德非常敬重乔治·B.麦克莱伦，但认为“他过于谨慎小心，如果能稍微果断一点，其将军威望可能会更大。”[9]1862年10月26日，十一万六千名北方联邦军开始渡过波托马克河。1862年11月1日，最后一支师团顺利渡河。南方邦联军迅速后撤。1862年11月7日，在沃伦顿附近，北方联邦军集结。从林肯那儿得知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已经被撤职。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担任了北方联邦军总指挥。1862年11月8日，乔治·米德写道：“全军上下士气低落。据说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，公开说自己不适合担任此职。现在，只有乔治·B.麦克莱伦能掌控集结的大军。”[10]以埃德温·斯坦顿和萨蒙·P.蔡斯为首的激进派不断向林肯施压，影响了罢免乔治·B.麦克莱伦的决议。除非林肯和埃德温·斯坦顿找到具备同样指挥能力的将领，否则不应该罢免乔治·B.麦克莱伦。林肯逐渐意识到确实应该如此。在给卡尔·舒尔茨的一封信中，他说“战争需要的是军事知识”，而不是“政治关系”[11]。激进派参议员本杰明·韦德向林肯施压，要求罢免乔治·B.麦克莱伦。林肯对他说：“请换位思考一下。如果我罢免了乔治·B.麦克莱伦，应该任谁担任此职呢？”本杰明·韦德说：“任何人都可以。”林肯回复道：“韦德，任何人都会效忠你，而不是我。我必须慎重选择。”[12]
乔治·米德和约翰·F.雷诺兹及军队的其他将军前来拜访乔治·B.麦克莱伦，对其离去表示遗憾，“真诚希望他能尽快回来”。乔治·米德写道：“乔治·B.麦克莱伦非常感动，差一点儿涕泪交零。他说离开军队是对他最沉重的打击。”乔治·米德还说：“大军士气大减。”弗朗西斯·A.沃克事后写道：“官兵们都认为，一个能牵动大军心弦的人绝不是平庸之辈，一个能重创约瑟夫·E.约翰斯顿和罗伯特·E.李的将军也不是等闲之辈。”和南方邦联军交战时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军队的伤亡人数也许就证明了弗朗西斯·A.沃克的判断。几乎每场战役中，南方邦联军的伤亡人数都超过了乔治·B.麦克莱伦军队的伤亡人数。北方联邦军的后备军力多于南方。因此，在北方联邦军能够继续作战的情况下，南方邦联军如果继续大规模伤亡，定会走投无路。弗朗西斯·W.帕尔弗里写道：“虽然南方邦联军正方兴未艾，军队规模庞大，但乔治·B.麦克莱伦运筹帷幄，重创了南方邦联军，战绩骄人。”
内战结束十四年后，尤利西斯·S.格兰特的坦率语录具有重要意义。他说评论乔治·B.麦克莱伦时应该考虑到，战争期间，焦虑的人民和国会都盯着他，他肩负着巨大而沉重的责任。“如果他没有获胜，可能是因为获胜的条件尚不充分。如果他能像威廉·T.谢尔曼、乔治·托马斯或乔治·米德一样作战，如果他能一路浴血奋战，我断然不会认为他毫无功绩。”罢免乔治·B.麦克莱伦十九天后，林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在给卡尔·舒尔茨的信中，他写道：“我确实对乔治·P.比尔和乔治·B.麦克莱伦的按兵不动心存不满，但在罢免他们之前，我非常担心找不到能够胜任的继任者。很抱歉，我必须说，我的忧虑从未减少半分。”[13]
第5节 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
林肯虽然认为必须从政治角度出发，做出正确的决定，但在选择乔治·B.麦克莱伦的继任者一事上，他本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。在坎布里奇，一个静养深思的激进分子提议进行考评。1865年1月，威廉·T.谢尔曼申请考评[14]。林肯、埃德温·斯坦顿和亨利·W.哈勒克应该认真考虑考评。“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或许能够在战场上指挥十万人，但他真的能吗？”[15]他无法证明自己适合担任总指挥，也拒绝了两次，再三告诉林肯和埃德温·斯坦顿，说自己不能胜任总指挥一职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是该职位的最佳人选。如果只是要求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接受任命，他一定会拒绝。但当晋升的命令下达时，他必须服从命令。
安德鲁·A.汉弗莱斯（1810——1883）
约翰·C.罗普斯认为，总指挥一职应该由威廉·B.富兰克林担任[16]。乔治·米德、约翰·F.雷诺兹或安德鲁·A.汉弗莱斯可能都在林肯的考虑范围内。乔治·米德曾在七日之战中担任旅长，战绩显著。在安蒂特姆战役中，他在战火“最密集”的时刻率兵作战。约瑟夫·胡克受伤时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命乔治·米德指挥军队。战后，林肯巡视安蒂特姆时，乔治·米德陪同林肯和乔治·B.麦克莱伦视察了战场。其间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高度赞扬了乔治·米德的工作[17]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乔治·米德虽然给林肯留下了好印象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也对他大加赞赏，但并未成为波托马克军将领的候选人。当时，他本来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但在八个月后才做到[18]。
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品格高尚，性情温和，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，却在任总指挥的八十天里闷闷不乐。很快，他的表现证明自己无法胜任总指挥，甚至常常坦白自己的无能。罢免乔治·B.麦克莱伦意味着激进分子占了上风。下次作战时，北方联邦军可能会发起一场猛攻。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赞成主动出击，但他和林肯都没有充分考虑到敌方指挥官的文韬武略。
第6节 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
1862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率十一万三千名精兵强将驻扎在拉帕汉诺克河的北岸，正对着弗雷德里克斯堡。弗雷德里克斯堡驻扎着罗伯特·E.李的七万两千名大军。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提议渡河，并选定了进攻南方邦联军。对罗伯特·E.李来说，北方联邦军的任何举动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开战前一天晚上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意识到自己能力不足，心存畏惧，变得越来越任性、急躁、鲁莽。他稀里糊涂地想出了一个华而不实的计划，下令左翼军队发起进攻。这种作战方式必败无疑。更疯狂的是，他派右翼军展开了无用的杀戮。右翼军缓慢有序地撤退，许多士兵“歌唱欢呼”，战斗就这样结束了。南方邦联军伤亡五千三百零九人，北方联邦军伤亡一万两千六百五十三人[19]。
1862年12月14日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非常悲痛，指着对岸战死的战士们，哀叹道：“哎，将士们！对岸的将士们！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们。”一怒之下，他想出了一项孤注一掷的计划。他打算亲自率领自己的旧部————第九军团，进攻防御工事中的南方邦联军。南方邦联军对其右翼军进行了毁灭性攻击。查尔斯·萨姆纳将军、威廉·B.富兰克林和其他军队的将领都曾劝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不要这样做。1862年12月15日夜晚，狂风四起，暴雨骤下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顺利将大军撤到了河北岸。
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军队的死伤和失踪的人数很多，但与士气锐减相比，军队战斗力的折损并不重要。官兵们觉得自己做了无谓的牺牲，不再信任指挥官。在检阅第二军团时，达利斯·N.库奇[20]和各师长要求士兵们欢迎将军。将领们骑马经过列队，挥舞着手中的帽子或剑，但士兵们没有任何欢迎之举，一些士兵甚至冷嘲热讽。事实上，北方联邦军的士气持续衰落，将领们纷纷卸任，士兵们也连连卸甲[21]。
林肯心烦意乱[22]，对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惨败感到非常沮丧。他必须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一起承担责任，因为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是他任命的。1862年9月，林肯向内阁承认，自己正在失去北方的民心。他知道民心是成功的必要条件，我们也深知此理。此后，他在投票选举中接连失利，战场上也没有传来捷报。更换总指挥的错误决定加剧了人们的沮丧感。如果乔治·B.麦克莱伦重新担任总指挥，那么对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倍感失望的士兵们一定会欢呼雀跃。
北方人民得知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，对无谓牺牲的将士们悲痛不已。忧伤和消沉随之而来，与之相伴的还有浓厚的宗教色彩。一位俄亥俄州议员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似乎是上帝帮助了叛军，让他们的事业得以延续。”之前，林肯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想法：“我就是上帝手中一个谦卑的工具……如果我的努力失败了，我相信是上帝有意为之，但我不知道上帝的意图是什么。”[23]乔治·米德也说：“看来上帝也针对我们。”[24]
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认为，自己在任职期间殚精竭虑，制定了渡河计划，试图通过进攻南方邦联军扭转败局，但将领和战士们对他没有信心，反对进攻计划。此外，埃德温·斯坦顿和亨利·W.哈勒克办事效率低下，林肯又犹豫不决，甚至下达了限制令：“军队的任何总攻行动都必须告知我。”在华盛顿，林肯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见了面。当时，埃德温·斯坦顿和亨利·W.哈勒克也在场，但林肯和威廉·H.苏厄德并没有提供应时的专业建议，会议最终无果而终。随后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坚持渡河计划，想要再次开战。林肯同意了他的计划，并给了忠告，但与他曾给乔治·B.麦克莱伦的忠告大不相同。林肯写信给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说：“谨慎一些！不要认为国家或政府在逼迫你。”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率军沿河而上，行进了四英里。乔治·米德写道：“船舶、大炮和所有物资都及时跟进。我们都认为，第二天早上桥会被毁掉，我们应该赶到那儿。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。”[25]1863年1月19日晚9时左右，一场可怕的暴雨袭来，持续了一整夜。接下来的两天，雨一直在下，道路泥泞不堪，行军无望[26]。然而，各种干扰因素对北方联邦军非常有利。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率领士气低落的将士们，打算进攻罗伯特·E.李率领的整肃忠诚的军队。这是一次无谓的牺牲。卡尔·舒尔茨在军中给林肯写信说：“我确信士兵们已经陷入绝望。几位将领彻底熄灭了他们对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的信心。我听说，将领、副官和士兵们都认为我们必败无疑，并说：‘所有努力和艰辛都是徒劳，我们最好还是回家吧。’此外，军队在泥泞中紧紧挤在一起，疾病正以可怕的速度蔓延。令人灰心的种种因素使逃兵人数不断增加。你如果看到军队溃散，溃散速度令人痛心，也不会感到惊讶。”
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
联邦军在石墙后面向邦联军射击
联邦军发起冲锋
罗伯特·E.李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前线
第7节 内阁危机
费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惨败导致了内阁危机[27]。然而，国家的灾难需要有效的行政活动解围，这是英国和美国宪法之间的差异。林肯是政府首脑、军队总司令。除了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，需要对拉帕汉诺克河的挫败负责的还有总统。民主党人坦诚声明了这一点。同样地，在私下谈话和保密信件中，共和党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，尽管他们在公开场合一直保持沉默。如果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，由林肯担任首脑，那么国会可能会投票反对他。这样一来，林肯可以辞职或解散议会，举行大选。1862年9月22日，林肯重申：“如果我确信有人能比我获得更多民心，知道他可以通过《宪法》替代我，那么他可以取代我，我很乐意让位。虽然我认为自己没有之前那么深得人心，但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后，我不知道谁能获得更多民心。除非有人比我更受人民拥戴，否则我绝不会辞职。我一定会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尽全力承担责任，在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上前行。”[28]由于《宪法》的限制，在连续两次领导层秘密会议上，共和党参议员以为自己在为其政党和国家的大多数人说话，却不知不觉遵循了早期的英国先例。他们的言行清楚表明，战败的原因是林肯过于听信威廉·H.苏厄德的建议，任由其摆布。其中九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，打算向林肯陈述自己的观点。林肯将会议安排在1862年12月18日夜晚，为进攻做好部署准备。威廉·H.苏厄德听说参议院秘密会议的议程后，立即提交了辞呈。1862年12月17日，林肯收到了威廉·H.苏厄德的辞呈。
奥姆斯比·M.米切尔（1810——1862）
林肯和九人委员会的谈话激烈而随意。本杰明·韦德说，开战与否主要取决于不赞同开战的人。西部的共和党人认为，林肯在近期选举中的失利源于将军权交给了愤世嫉俗、心怀不轨的民主党人，即乔治·B.麦克莱伦、乔治·P.比尔和亨利·W.哈勒克。威廉·P.费森登说，参议院坚信林肯忠诚爱国，但共和党参议员认为，威廉·H.苏厄德与内阁的多数人意见不合，对战事产生了消极影响。他还说，大部分常规军将领支持奴隶制，有浓厚的南方情节，不会与共和党站在一起。他列举了约翰·C.弗里蒙特、戴维·亨特、奥姆斯比·M.米切尔[29]等人，说明“非常不幸的是，几乎所有反对奴隶制的将领都遭到了冷落。”查尔斯·萨姆纳、詹姆斯·格兰姆斯和其他参议员表示，并不信任威廉·H.苏厄德[30]。
威廉·P.费森登（1806——1869）
1862年12月19日，除了威廉·H.苏厄德，其他内阁成员都到了。林肯告诉内阁成员，参议员们的指责“核心”是威廉·H.苏厄德，控诉威廉·H.苏厄德“不仅有不臣之心，态度中立，无心战事，还不闻国事，干涉和左右总统及行政决策”[31]。林肯用朴实的语言描述了参议员们的态度：“他们虽然相信我的正直，但同时认为，当我有好的初衷或意向时，威廉·H.苏厄德会想方设法让我放弃。”[32]最后，林肯要求内阁成员于1862年12月19日晚，在白宫与参议院委员会成员会面。参议员们非常吃惊，没有想到自己要面对内阁成员和林肯，但还是应林肯的要求，前来继续召开前一晚的会议。会议开始时，林肯为内阁和政府做了辩护。“财务部长萨蒙·P.蔡斯完全赞同林肯的观点。”[33]激进派的参议员们很吃惊，因为他们视萨蒙·P.蔡斯为领袖。萨蒙·P.蔡斯对林肯和威廉·H.苏厄德的苛评影响着他们。然而，当萨蒙·P.蔡斯陷入绝境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受到军队士气的影响。此外，多年来，与威廉·H.苏厄德在反奴隶制事业中的共同努力也影响了他。因此，他勇敢站起来支持威廉·H.苏厄德和其他同僚。“詹姆斯·格兰姆斯、查尔斯·萨姆纳和莱曼·特朗布尔尖锐且坚定地反对威廉·H.苏厄德，怀疑威廉·H.苏厄德对内战的热情和诚意。每个人都显得冷酷无情……林肯恪尽职守，积极表态，表现出老练、精明和能干……他认为，无论自己如何看待参议员们的干涉，也应该恭敬地安抚他们。”[34]威廉·P.费森登反对在同僚面前讨论内阁成员的优缺点，于是，内阁成员纷纷离开。虽然已近午夜，但威廉·P.费森登和一些参议员依旧热烈讨论着。威廉·P.费森登对林肯说：“关于罢免威廉·H.苏厄德一事，您已经问过我的意见了。现在，有传言说他已经辞职。如果是这样，我的意见就无关紧要了。”林肯承认威廉·H.苏厄德递交了辞呈，但自己并未接受。威廉·P.费森登说：“总统先生，这样一来，现在的问题似乎是，是否要求威廉·H.苏厄德收回辞呈。”林肯说：“是的。”威廉·P.费森登回复道：“我必须说，既然威廉·H.苏厄德觉得辞职是合适的，我建议接受他的辞呈。”1862年12月20日凌晨1时，参议员们离开白宫[35]。
1862年12月20日早晨，林肯派人去请萨蒙·P.蔡斯。萨蒙·P.蔡斯来到白宫后，林肯对他说“这件事给我造成了很大麻烦。”萨蒙·P.蔡斯说：“昨夜的会议让我很痛苦……我已经准备好辞呈，打算辞去财政部长一职。”林肯眼睛一亮，立即说：“在哪儿？”萨蒙·P.蔡斯从口袋里拿出了辞呈，说道：“今天早晨写的，我一直随身带着。”林肯伸出手说：“给我吧。”萨蒙·P.蔡斯紧握辞职信，似乎不愿意放开，犹豫着要不要递过去……林肯接过信后，迅速打开，带着胜利的喜悦说：“真是快刀斩乱麻……现在，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处理问题了。我看清了自己的路。”在总统办公室里，与萨蒙·P.蔡斯一起的还有埃德温·斯坦顿。埃德温·斯坦顿也递交了辞呈。林肯回复道：“你应该回到你的岗位上，我不想接受你的辞呈。”他拿出萨蒙·P.蔡斯的信说：“我想要的只有这个。这能让我解脱。现在，方向明确了，麻烦也解决了。我不会挽留你们。”[36]萨蒙·P.蔡斯、埃德温·斯坦顿和吉迪恩·韦尔斯离开后不久，林肯仍然拿着萨蒙·P.蔡斯的辞呈，对前来拜访的参议员托马斯·哈里斯说：“现在，我应该振作起来。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”[37]
第8节 林肯的政治智慧
不难理解，当林肯同时拿着激进派领袖和保守派领袖的辞呈时，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。攻击威廉·H.苏厄德的激进派参议员看到萨蒙·P.蔡斯辞呈时，一定会非常沮丧。到时，威廉·H.苏厄德和萨蒙·P.蔡斯要么都走，要么都留。1863年，林肯说道：“当时，如果我做出让步，罢免了威廉·H.苏厄德，事态一定会继续恶化，支持我们的人也会所剩无几。当萨蒙·P.蔡斯递交辞呈的时候，我已经明白，这场政治游戏仍然在我的掌控之中，因此，我接下了辞呈。”[38]林肯婉言拒绝了威廉·H.苏厄德和萨蒙·P.蔡斯的辞呈，命他们回到各自的部门继续工作。威廉·H.苏厄德笑着接受了，萨蒙·P.蔡斯显得有些不情愿。内阁危机结束。
林肯展现出了少有的政治智慧，为国家留下了优秀的政府官员。虽然内阁内部并不融洽，国会也知晓此事，但林肯认为，“大众的利益不允许”威廉·H.苏厄德和萨蒙·P.蔡斯辞职。后来的事件表明，面对内阁危机时，林肯的做法是正确的[39]。
当不幸和沮丧降临的时候，任何支持继续战斗的声音都不应该被忽视。威廉·H.苏厄德和萨蒙·P.蔡斯代表两大阵营的不同观点，但他们在一项关键政策上观点一致。因此，对内阁来说，他们都很重要。失去任何一方或失去双方，都意味着支持联邦政府的人越来越少。林肯不希望失去威廉·H.苏厄德和萨蒙·P.蔡斯。1861年4月以来，威廉·H.苏厄德一直忠心支持林肯，甚至放弃了自己当总统的抱负，开始认可林肯的才干，真心实意地支持他。他是一位能力出众的大臣。虽然奴隶制是阻碍英法认可南方邦联的绊脚石，在外交关系中，林肯、查尔斯·弗朗西斯·亚当斯和查尔斯·萨姆纳的影响力也十分重大，但为了避免欧洲国家插手美国内战，威廉·H.苏厄德申请了大量贷款，以便处理部门事务。现在，这些贷款还没有还清。
萨蒙·P.蔡斯是财政部的负责人，撰写了1862年12月1日的总统国情咨文中的财政部分。林肯没有学过财政方面的知识，像许多律师一样，他对国家的资源和财政几乎没有概念，对金融也毫无兴趣，从未试着学习金融理论。此外，他必须掌握兵法和外交手段。身为一个门外汉，他很明智地放弃了学习财政知识。然而，林肯虽然对金融一无所知，但能慧眼识人。因此，他留下了萨蒙·P.蔡斯。事实证明，萨蒙·P.蔡斯是一位忠诚、思维开阔的财政部长。战事已经持续了近两年，耗资巨大，但联邦政府依然有能力购买粮食和军火，支付军饷。除了北方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，财政部长萨蒙·P.蔡斯功不可没。
第9节 林肯和萨蒙·P.蔡斯
萨蒙·P.蔡斯可能并不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财政部长，性情与林肯完全不同，两人不可能有共鸣。萨蒙·P.蔡斯英俊潇洒，身材高大，衣着得体，彬彬有礼，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，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，深受其他律师的敬畏。他博览群书，在内阁任职时，经常抽时间阅读英语和法语著作。他既不喜欢打牌，也不喜欢看戏。在生活中，他是一个认真周到的人，在处理部门事务时，也很严谨负责。
林肯相貌平平，不修边幅，既不会优雅的生活，也没有绅士的修养，但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。他从不系统地规划时间、计划工作。担任总统期间，他经常读的书籍是军事文献和宪法及国际法方面的著作，偶尔也会抽时间阅读莎士比亚的著作，在政府文件中证明自己不曾忘记《圣经》。他喜欢看戏，曾对哈克特扮演的约翰·福斯塔夫做了评论，也非常喜欢哈姆雷特，尤其是埃德温·布斯扮演的哈姆雷特。他极具幽默感，擅长讲故事，与萨蒙·P.蔡斯的严肃认真格格不入。萨蒙·P.蔡斯毫无幽默感，不善识人。
埃德温·布斯（1833——1893）
令人惊讶的是，萨蒙·P.蔡斯的私人信件表明，他和许多奸邪小人来往甚密。这些人主要是他的政治追随者。萨蒙·P.蔡斯试图依靠他们争夺梦寐以求的总统职位。他的抱负，或者说不恰当的作为，阻碍了他发挥自己的才能。他对林肯的评价并不高。林肯一定觉察到了萨蒙·P.蔡斯的敌意，但依然毫不掩饰地评价道：“萨蒙·P.蔡斯非常能干。”
当时，除了萨蒙·P.蔡斯质疑林肯的能力，许多参议员和代表都不相信林肯的能力和人品。林肯不够严肃，言行举止怪异，在别人沮丧时开玩笑。因此，他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。在战事接连失败的情况下，林肯的怪异表现可能会在军中产生不好的影响。内阁危机期间，威廉·P.费森登讽刺了林肯、内阁和参议员们的会议。他说：“林肯……讲了几件轶事，其中大部分我都听过。”[40]虽然林肯越来越不受欢迎，但与华盛顿的人民相比，全国人民依然觉得他很伟大。人民没有与林肯有过私人接触，只能通过正式的国家文件和议案评价他。后人通过他最终取得的胜利评价他，钦佩他肩负重担时的耐心和决心。对林肯怪异行为的描述可能会让英雄崇拜者失望，但叙述真实的历史时，需要这类描述解释人们对林肯的轻蔑之词，为无法用今天的视角看待1862年至1863年冬天的人提供事实依据。如果在华盛顿庄严的氛围中，林肯的其他素质有所提高，就不会有那么多假象了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当时的很多人并不觉得林肯伟大。早期的社会环境并没有赋予林肯成为杰出领导人的外在特征，然而，毋庸置疑，他虽然起步慢，但逐渐拥有了非凡的精神力量。
第10节 林肯和威廉·H.苏厄德
威廉·H.苏厄德为人和蔼可亲，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。虽然也存在种种不足，但他对林肯帮助很大。在做决定时，林肯常常思维迟缓，需要参考威廉·H.苏厄德提出的各种权宜之计。一般情况下，决策者会从若干方针中选出一项实施，因为这比制定一项政策更容易。在人民眼中，当时的建言献策者有威廉·H.苏厄德、萨蒙·P.蔡斯和埃德温·斯坦顿。历史学家对他们比较关注。林肯最依赖的是威廉·H.苏厄德和埃德温·斯坦顿。彬彬有礼的威廉·H.苏厄德是林肯最喜欢的顾问。
林肯虽然做决定的时间一般较长，但一旦做出决定，就不会轻易改变。他一步步制定了解放政策。从1862年9月22日的草拟宣言到1863年1月1日的正式宣言，林肯在政党选举中接连失利，北方联邦军屡遭失败，但他从未想过放弃。草拟宣言的形成表明，一些或所有南方邦联军可能会放下武器，避免奴隶流失，但其可能性并不大。南方人民无疑会团结起来，誓死保卫独立。如果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会影响他们，那也只会让他们进一步强调，北方开战是对南方社会制度的挑衅，从而奋起反抗。1863年1月1日，林肯写道：我将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视为“一种合理且必要的战争手段，我下令并宣布”，在反抗联邦政府的奴隶州或州内地区，“所有奴隶获得自由……我对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的公正性深以为然，它符合《宪法》规定，符合军事需求。因此，我祈求得到人类的慎重评判和万能上帝的慈悲恩典。”
林肯对《宪法》和法律充满敬意。虽然在《宪法》或其他法令中没有找到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的依据，但他想到了自己认为的合理依据。后来，林肯写道：“我发誓会竭尽全力维护《宪法》，因此，我会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保卫以《宪法》为基本法的政府和国家……我认为，在保卫国家的过程中，如果一些违宪手段是维护《宪法》所必需的，就可以成为合法手段……我并不认为自己为维护《宪法》付出了一切。如果与废除奴隶制相关，我同意将政府、国家和《宪法》一同毁灭……我认为，在战争期间，总统可按《宪法》使用战争法。既然奴隶是财产，那么根据战争法，友方和敌方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支配财产，这样有问题吗？曾经有过问题吗？”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中明确阐述了战争的本质，很大程度上转变了英国的民意。众议院已经认可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。战场上的捷报使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获得了大部分北方人的支持。
除了军事解放，林肯还打算严格遵循法律，将自由还给奴隶，确保北方联邦政府补偿奴隶主。1862年12月1日，在给国会的年度致辞中，他以文本形式发表了众所周知的合法声明，称：“没有奴隶制，内战不可能存在；没有奴隶制，内战也不会继续。”在争论中，林肯表明了自己对奴隶制问题的理解。根据后来的历史经验，他的理解证明自己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。林肯提出逐步解放奴隶，预计在1900年1月1日完成解放，使“两个种族”免于“突如其来的战争”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林肯的展望性提议并没有因内战胜利而实现，正如恺撒和拿破仑说的那样。事实证明，参议院和众议院都不信任林肯。此刻，林肯在人民心中的声望已经削弱，因为北方联邦军毫无进展。因此，林肯提出的循序渐进的补偿性解放没有得到国会和人民的认可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及时抓住了机会，发布了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。从1862年9月的安蒂特姆战役到1863年7月的葛底斯堡战役，北方从未获得真正的胜利，波托马克军经历了两次惨败[41]。
联邦士兵为黑人奴隶诵读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
黑人在烛光下阅读林肯的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
第11节 默夫里斯伯勒战役
西部传来的捷报暂时驱散了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阴影。毫无疑问，威廉·罗斯克兰斯受到了林肯渴望胜利的影响。1862年12月26日，他抓住时机，从纳什维尔出发，试图进攻南方邦联军。行军几天后，他率军展开了小规模战斗，攻克了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附近三英里内的一个据点。当时，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的军队驻扎在默夫里斯伯勒的冬季营地。1862年12月31日，威廉·罗斯克兰斯决定发起进攻。与此同时，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决定采取攻势，并取得了先机。随后，默夫里斯伯勒爆发了一场血腥战役，四万一千名北方联邦军对阵三万四千名南方邦联军[42]。虽然南方邦联军获胜，但威廉·罗斯克兰斯坚守住了阵地。1863年1月2日，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再次袭击了北方联邦军，却遭受了挫败。1863年1月3日夜晚，南方邦联军显得士气低落。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从默夫里斯伯勒撤军。威廉·罗斯克兰斯抓住时机，宣称大战告捷。林肯向他致电，称“上帝保佑”。亨利·W.哈勒克称，默夫里斯伯勒战役是内战中最精彩的胜仗之一。捷报很快传遍了北方。最后，北方人的愤怒逐渐消散，伟大的将军随即出现。默夫里斯伯勒战役中，敌对双方伤亡惨重[43]，需要一段时间重整旗鼓。虽然威廉·罗斯克兰斯军队的伤亡人数更多，但与士气低落的南方邦联军相比，北方的资源优势抹平了伤亡劣势。然而，1865年，尤利西斯·S.格兰特称：“对北方来说，默夫里斯伯勒战役并未获胜。”[44]当时，威廉·T.谢尔曼写道：“在默夫里斯伯勒中，威廉·罗斯克兰斯付出的代价太大。”[45]
威廉·罗斯克兰斯（1819——1898）
如果学生只参考默夫里斯伯勒战役的相关文献，会认为林肯和北方人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大肆宣扬一次普通胜利；但如果展望未来，会发现林肯和北方人其实很聪明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需要通过一次决定性胜利保住田纳西州，但他的失败和南方邦联军遭受的重创，为北方联邦军进入查塔努加敞开了大门。此外，佩里维尔战役和默夫里斯伯勒战役表明，西部的北方联邦军正在培养将才，本土军事人才正在崛起。弗吉尼亚人乔治·托马斯与华盛顿和罗伯特·E.李一样优秀，担任乔治·P.比尔和威廉·罗斯克兰斯的副指挥官。他拥有专业的军事才能，对上级忠心耿耿，即使与自己的观点不同，也坚信联邦大业的正义性，坚决支持联邦大业。起初，乔治·托马斯认为，在乔治·P.比尔被罢免时，自己没有成为坎伯兰军的指挥官非常不公，但他心胸宽广，不遗余力地支持威廉·罗斯克兰斯。威廉·罗斯克兰斯这样评价他：“议事时明智，作战时勇敢。”[46]在佩里维尔战役中，菲利普·谢里登表现出色。现在，在默夫里斯伯勒战役中，他依然表现得英勇无畏。
默夫里斯伯勒战役
联邦军与邦联军短兵相接
默夫里斯伯勒战役虽然意义重大，但无法彻底驱散国会和北方人的沮丧情绪。查尔斯·萨姆纳意识到了潜在危险，但并未失去信心。在写给弗朗西斯·利伯的信中，他说：“这段岁月是黑暗的。一些参议员满心绝望，我虽然不是……但也担心北方联邦军的处境。”贺拉斯·格里利在其杂志中提出，让某个欧洲国家调解美国的南北问题。为此，他进行了私人访谈，并与法兰西大使奥古斯特·梅西埃通了信，称美国人欢迎任何有助于结束战争的外国调解。他对助理亨利·J.雷蒙德说：“我有意实施调解计划，结束战争。我会让林肯支持我的提议。”1863年2月3日，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南北调解书被送到威廉·H.苏厄德手中。林肯当即拒绝了调解书。调解书和林肯的回复同时公开。虽然通过一些传言，美国人对此已经做好思想准备，但由于受到物质利益的驱动，欧洲强国试图涉足美国内战的事实依然令人震惊。北方人更加沮丧。
弗朗西斯·利伯（1798——1872）
亨利·J.雷蒙德（1820——1869）
第12节 国会的作为
查尔斯·萨姆纳在写给弗朗西斯·利伯的信中说：“林肯总统告诉我，相比战机，他更担心‘后方起火’，即民主党，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民主党。”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·P.莫顿向战争部长埃德温·斯坦顿致电说：“一些人提出建议，让我关注本州召开的州议会，并试图通过一项承认南部邦联的决议，敦促西北各州解除与新英格兰的所有法律关系。伊利诺伊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”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州议会都是民主党的，由上一次秋季选举选出。奥利弗·P.莫顿其实是杞人忧天，但州议会成员与他发生了争执，拒绝支持积极作战。他获得了共和党人的支持，争执变得异常激烈。最终，印第安纳州议会休会，取消了州政府未来两年内的必要拨款。在伊利诺伊州，众议院通过了停战决议，建议召开全国大会，商议解决各州矛盾的决议，但参议院否决了提议。因此，伊利诺伊州议会和共和党州长产生了争执。
1862年12月1日至1863年3月4日，通过国会的授权，总统掌控了全国的武装力量和财政大权。战场上的失败令人灰心，战期的延长令人疲惫，但经商环境的改善增加了就业机会。至此，志愿入伍告一段落。由于各州的征兵效果不佳，为了补充军力，联邦政府必须采取强制手段。1863年3月3日通过的《征兵法》直接面向全国人民，不再像以前那样，各州可以按照自己的机制征兵。联邦政府划分了各征兵区，总体上与不同州的国会选区一致。每个征兵区由一名宪兵司令掌管，其顶头上司是宪兵总司令。在华盛顿，宪兵总司令的办公室是陆军部的一个独立部门。所有符合参军要求的人都要登记，在必要时入伍服役。符合条件的人可以找人代替服役，或缴纳三百美元免服役费[47]。
财政立法方面，争执同样激烈。1862年，联邦政府开始发行不可兑现的法定货币，现在，财政部的无底洞急需填补。筹款委员会发言人埃尔布里奇·G.斯波尔丁在众议院说：“人民手中的法定货币数量不多……他们想要更多法定货币。因此，我们不必为继续发行法定货币担忧……为了起到刺激作用，甚至可以大量发行法定货币，便于人民缴税和政府放贷。”埃尔布里奇·G.斯波尔丁明确表明，接下来的十八个月里，财政部必须借到十亿美元。政府每天的开支为两百五十万美元，包括星期天。海关税收和其他收入不超过六十万美元，每日赤字一百九十万美元。因此，政府需要通过借款维持收支平衡。在所谓的九亿美元的贷款法案中，国会授权发行更多有息债券和国库券，债券可以按法定货币的面值变现。国会还授权发行更多无息法定货币和辅币，取代现有的白银替换物。白银从流通中消失。该法案赋予财政部长很大的酌处权。在下届国会召开宪法会议前，财政部长可以发行总价值九亿美元不同形式的纸质债券。
埃尔布里奇·G.斯波尔丁（1809——1897）
根据林肯和财政部长萨蒙·P.蔡斯的建议，国会在宪法会议上通过了建立国家银行的法案。后来，国家银行成为现行制度的核心。
相比赞美，批评民主制度的立法机构更容易一些，尤其是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大国，情况更是如此。1863年，西部和东部为了共同的战争目的联盟，但双方仍然存在分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平等交换是所有立法理论的精髓。即使从最广泛的层面定义平等交换政策，并严格遵守，也无法满足个人或政党的欲望。然而，在本届宪法会议上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占多数。作为一个整体，共和党人的工作值得赞扬。他们认识到，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，才能消除人民的阴郁情绪，恢复军队的信心。此外，他们必须向国民表明，共和党同意采取相关措施，促使战争胜利。1862年12月，内阁危机结束，但内阁成员对林肯的部长们依然没有信心。在众议院的共和党重要会议上，萨迪厄斯·史蒂文斯曾提出一项决议，但需要获得内阁的支持。激进派不愿意留任威廉·H.苏厄德，继续想方设法逼他下台。虽然林肯执意要求留下威廉·H.苏厄德，但内阁通过投票给了当局者足够的权力。议会中的大多数共和党人同意约翰·谢尔曼的观点。约翰·谢尔曼的观点几乎都是中立的。他写信给威廉·T.谢尔曼说：“我并不看好现任的一些当局者，但在他们受权管理政府期间，依然会真心支持和协助他们。”只有让林肯拥有特权，才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。参议员和代表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。威廉·P.费森登写道：“国会虽然犯了很多错，但已经是一个愿意做出牺牲的伟大国会……我们承担着巨大责任，将权力交到了一个专制政府手中。将来，人们会理解我们的动机，理解我们做的和遭受的一切。”[48]
第13节 人民的态度
联邦各州的许多城镇举行了支持“战争”或“联邦”的会议。通过会议，人民对国会工作做出了回应。最具代表性的是纽约的会议。纽约的民主党人占据优势，且受到人民欢迎。他们在库珀学院提出了“人民大起义”。随后，“忠诚的国家同盟”或“联邦同盟”成立。加入同盟后，成员们签署了一份简短有力的承诺。联邦同盟在音乐学院举行了一次大型会议。之后，又在库珀学院举行了会议。还有一次会议是为庆祝萨姆特堡战役周年纪念日举行的。其间，费城联邦同盟、纽约联邦同盟和波士顿联邦同盟相继成立。联邦同盟无疑是因爱国诞生的。查尔斯·艾略特·诺顿写信给乔治·威廉·柯蒂斯说：“联邦同盟、征兵法案、金融法案等都不适用于本国。只有胜仗才对我们有利。我们如果能攻克查尔斯顿和维克斯堡，就胜利了。但如果攻克不了呢？”[49]然而，为了将国家从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的萧条中拯救出来，国会倾注了全部精力。波托马克军通过改编，成为一支精良部队。此外，众所周知的是，林肯和内阁坚信会获胜。因此，人民流露出了些许喜悦之情。
1862年12月，国会召开会议，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陷入低谷。很多士兵已经五个月没有领到军饷。负责发放军饷的军需官拖欠了至少三个月的军饷。因此，截止1863年1月7日，陆军和海军拖欠的军饷已经高达六千万美元。政府不再出售债券。现在，一切都变了。萨蒙·P.蔡斯制定了相关计划，打算任用一位有能力、有活力的总干事，运用政府的各部门职能，通过广泛宣传和其他商业手段，唤醒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，说服他们借钱给政府。因此，他计划发放面值为五至二十美元的债券，让人民认捐。推动这一进程的是国会金融立法的规定，尤其是九亿美元贷款法案中的相关条款。该条款规定，1863年7月1日，终止用法定货币兑换面值五至二十美元债券。国会休会后，人民开始积极购买债券。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政府的信任。1863年3月底，萨蒙·P.蔡斯告诉查尔斯·萨姆纳，称自己对金融状况感到满意。1863年6月，萨蒙·P.蔡斯认为全民贷款计划已经成功。日均认捐金额超过三百万美元。德意志人也购买了债券。1863年4月26日，查尔斯·萨姆纳写信给阿盖尔公爵夫人[50]说：“战争部长埃德温·斯坦顿告诉我，1863年2月28日前，名册中显示有八十万武装军人领到了军饷。相比以前，战士们现在穿得暖，吃得饱……除了军队，现有的贷款足以满足联邦政府的所有需求。”
第14节 约瑟夫·胡克
1863年1月1日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告诉林肯，埃德温·斯坦顿和亨利·W.哈勒克都没有得到官兵们的信任。实际上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的真实意图是催促林肯罢免他们，还说自己“应该解甲归田”。1863年1月5日，在总司令部，他写信递交了辞呈。林肯回复道：“我认为，调整波托马克军的主将并没有任何益处。”1863年1月23日凌晨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面见了林肯，要求林肯罢免约瑟夫·胡克，原因是“约瑟夫·胡克无端非议上级……其报告和言论产生了不良影响”。总之，约瑟夫·胡克“不适合在关键时刻担任要职”。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还提议罢免三位准将，解除威廉·B.富兰克林、柯比·史密斯和其他一些将领的军职。他说：“要么批准我的提议，要么接受我的辞呈。”1863年1月25日上午，林肯召见埃德温·斯坦顿和亨利·W.哈勒克，告诉他们自己的决定，即罢免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，任约瑟夫·胡克为波托马克军指挥官。他没有征求埃德温·斯坦顿和亨利·W.哈勒克的意见，他们也没有提出任何意见[51]。
阿盖尔公爵夫人（1824——1878）
之前，林肯曾多次与内阁谈起约瑟夫·胡克。在第二次布尔溪战役后，他问吉迪恩·韦尔斯：“谁能接管波托马克军？这些将军中谁可以胜任？”吉迪恩·韦尔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：“约瑟夫·胡克。”林肯似乎赞同他的意见，但说：“和你一样，我也想到了约瑟夫·胡克，但我担心他太活跃。”蒙哥马利·布莱尔说：“他和‘大麦约翰’[52]是至交。”吉迪恩·韦尔斯说：“如果他有酗酒的恶习，就不应该被委以重任。”林肯任命约瑟夫·胡克后，吉迪恩·韦尔斯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对林肯的决定很吃惊。”
林肯显得有些沮丧和愤怒，但为了大局考虑，最终接受了民意要求。他意识到，普通士兵和北方人都倾向支持“好战的约瑟夫·胡克”。在一封私人信件中，林肯写道：“很多人认为，我重军功、轻政治。”[53]当时和后来，林肯一直崇尚西点教育，但并没有现在的人们那么崇尚。我们知晓整个内战史，拥有敌对双方的相关文献记录；因此，可以严谨、明确地证明，军校的培养对内战影响深远。约瑟夫·胡克虽然毕业于西点军校，是一位出色的将领，但从未想过自己会被任命为总指挥官。据说，亨利·W.哈勒克反对林肯的任命，埃德温·斯坦顿也附议。[54]大多数“年长的正规军军官”都对“约瑟夫·胡克充满敌意”。乔治·米德的观点显得中肯一些，认为约瑟夫·胡克“是一名优秀的士兵和指挥官”，但怀疑“他没有能力指挥一支大军”[55]。
在华盛顿，人们对约瑟夫·胡克的质疑是众所周知的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从来没有人向林肯呈报相关意见，因为波托马克军中有约翰·F.雷诺兹和乔治·米德两位将军。在性格、素养和能力方面，约翰·F.雷诺兹和乔治·米德都可以胜任总指挥一职。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结束后，波托马克军的总指挥明显需要调整。人们议论纷纷，讨论约翰·F.雷诺兹和乔治·米德谁更适合。约翰·F.雷诺兹对指挥权似乎无意，也许不会接受。此外，如果林肯或埃德温·斯坦顿与亨利·W.哈勒克召集约翰·F.雷诺兹、达利斯·N.库奇和约翰·塞奇威克[56]参加会议[57]，几位将军一定会一致推选乔治·米德。虽然他们资历较深[58]，但很乐意受乔治·米德指挥。乔治·米德与妻儿的通信证明，他是波托马克军总指挥的最佳人选。他很爱妻儿，忠于宗教信仰，品德高尚。通过他对内战的认真思考，人们了解了林肯和尤利西斯·S.格兰特。他写道：“这场战争永无止境，除非一方战败。只有战斗才能结束战争。”众所周知，乔治·米德是一位“好战的将军”，与大军将领们相处融洽。然而，作战部的激进分子本杰明·韦德、撒迦利亚·钱德勒和乔治·H.科沃德对乔治·米德看法不一。按照激进派的观点，乔治·米德值得信赖，因为他愿意指挥黑人军队。[59]与我们通过私人信件了解乔治·米德相比，1863年的华盛顿人可能更了解乔治·米德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约瑟夫·胡克的任命是民意所向。威廉·罗斯科·利弗莫尔写道：“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官，不仅需要独到的理解力，还要长期刻苦学习。”按照这一标准，乔治·米德显然比约瑟夫·胡克更具优势。
达利斯·N.库奇（1822——1897）
约翰·塞奇威克（1813——1864）
约瑟夫·胡克担任总指挥后，波托马克军士气低迷，甚至几近绝望。士兵们“频繁”出逃。[60]约瑟夫·胡克试图改变现状。随后，全军上下都感受到了他出众的组织才能。卡尔·舒尔茨写道：“很快，军营里的阴云消散了，自信和希望的新气息迅速弥漫开来。”[61]1863年3月30日，乔治·米德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：“现在，我军士气高涨，已经准备好大战一番。”[62]1863年4月初，林肯已经“筋疲力尽”，但还是前去拜访了约瑟夫·胡克，检阅了军队，并对看到的一切“倍感欣慰”[63]。北方人也看到了约瑟夫·胡克的工作及成就，心情逐渐恢复平静，充满希望地讨论着胜利。
第15节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
丹尼尔·西克尔斯（1819——1914）
林肯来访后不久，约瑟夫·胡克认为，军队已经准备好发起攻势。因为服役期为九个月和两年的两万三千名士兵即将期满，所以约瑟夫·胡克显得有些急迫。他率十三万人驻扎在拉帕汉诺克河北岸，对阵驻扎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罗伯特·E.李率领的六万人。结果，北弗吉尼亚军遭到詹姆斯·朗斯特里特的先遣部队和部分兵团的攻击，兵力被削弱。约瑟夫·胡克命骑兵向里士满行进，切断南方邦联军的通信。但由于连续几天的暴雨，河水上涨，骑兵被耽搁了，并没有协助到约瑟夫·胡克的作战计划。1863年4月27日，约瑟夫·胡克不再等待骑兵，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上游二十七英里处，调动三个兵团横渡拉帕汉诺克河，然后渡过拉皮丹河，向河流南侧的钱斯勒斯维尔进军。卡尔·舒尔茨写道：“大军状态极好，精神振奋。官兵们似乎已经意识到正在发起一场史无前例的进攻。行军途中，士兵们一路欢声笑语，消除了多日来的疲惫。”[64]为了隐藏主力部队，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下游附近，约翰·塞奇威克率第六军团强行渡过了拉帕汉诺克河。1863年4月30日，在美国境内的浅滩，达利斯·N.库奇率第二军团顺利渡河，向钱斯勒斯维尔进军。1863年5月1日，丹尼尔·西克尔斯率第三军团随后跟进。1863年5月1日早晨，约瑟夫·胡克召集了五个军团，亲自指挥[65]。乔治·米德写信给妻子说：“现在，我们已经过了河，在谋略上胜过了南方邦联军，但还没有摆脱困境。”[66]然而，约瑟夫·胡克充满信心[67]，并夸下海口：“最近三天的行动已经证明，除了飞过或绕过我们的防线，敌人没有其他办法与我们正面作战。我们一定能消灭他们。”他对林肯说：“我指挥着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。”[68]1863年5月1日，他率大军进攻南方邦联军，对南方邦联军军力的判断十分准确[69]。
罗伯特·E.李虽然希望詹姆斯·朗斯特里特率军前来支援，但也绝不会因北方联邦军顺利渡过拉帕汉诺克河感到不安。他与托马斯·J.杰克逊配合默契。相比乔治·B.麦克莱伦，他们并不惧怕约瑟夫·胡克。如果知道了约瑟夫·胡克虚张声势的命令，他们一定会认为对手是像教皇一样自大的人。1863年5月1日的战况非常简单，即约瑟夫·胡克进攻，罗伯特·E.李反击。随后，约瑟夫·胡克心生畏惧，命军队撤退。乔治·米德描述自己的军团时写道：“我们刚要迎敌，就被召回了。”如果约瑟夫·胡克坚持最初的命令，命各军团和各师继续进军，一定会引发一场激烈的战役。虽然结果并不明朗，但北方联邦军不会因撤退士气低沉，约瑟夫·胡克也不会因犹豫不决失去将领们的信任。军队撤退后不久，达利斯·N.库奇见到了约瑟夫·胡克，感觉他看起来“已经战败”。
奥利弗·霍华德（1830——1909）
1863年5月2日，罗伯特·E.李和约瑟夫·胡克进行了一场智力竞赛，也是托马斯·J.杰克逊和奥利弗·霍华德的实战对决。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，我们已经了解了南方邦联军的两位将领。但如果想要了解更多，威廉·罗斯科·利弗莫尔的专业分析[70]值得参考。实际上，战争结果与我们真实记录的一样。历史似乎正在重演，约瑟夫·胡克不知如何统领十万大军，为第十一军团选任了一位没有能力的指挥官。后来的作战中，第十一军团受到了南方邦联军的猛烈攻击。[71]卡尔·舒尔茨是奥利弗·霍华德的下属，指挥着一个师，但不认为奥利弗·霍华德“智慧过人”。他写道：“在与奥利弗·霍华德的对话中，能明显感受到他已经筋疲力尽，做决定时犹豫不决。”[72]
撤退后，约瑟夫·胡克决定进行防守。他预感到，罗伯特·E.李会正面进攻自己的中间部队，因此，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。但罗伯特·E.李并未按敌人的想法行动，觉得从正面进攻“难度太大，伤亡较重，因为约瑟夫·胡克占据了地理和兵力方面的优势。”[73]北方联邦军可以看到南方邦联军的军营。罗伯特·E.李和托马斯·J.杰克逊打算袭击弗雷德里克斯堡平原上的约翰·塞奇威克，但因不切实际放弃了[74]。然而，他们从未想过“落荒而逃”，一心想要进攻北方联邦军。1863年5月1日夜晚，他们坐在两个旧箱子上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。罗伯特·E.李“决定试着进攻约瑟夫·胡克的右翼，攻克北方联邦军的后方，同时在前方留一支军队牵制北方联邦军，隐藏自己的真实行动。”他命托马斯·J.杰克逊执行计划。显然，罗伯特·E.李蔑视敌将，面对敌方的优势兵力时，打算兵分两路。
1863年5月2日清晨，“伟大的副将”托马斯·J.杰克逊开始行军，绕到了北方联邦军的右翼，打算进攻。北方联邦军的右翼是奥利弗·霍华德率领的第十一军团。托马斯·J.杰克逊率领三万一千七百人，罗伯特·E.李只有一万三千人。罗伯特·E.李将三分之二的步兵和五分之二的炮兵派给了托马斯·J.杰克逊，留下剩余兵力对阵约瑟夫·胡克的前锋部队[75]。亨特·麦圭尔博士写道：“我永远不会忘记托马斯·J.杰克逊。他向约瑟夫·胡克的后方进军时，显得激动而紧张。他脸色苍白，眼神闪烁，薄平的双唇间发出了一份简洁的指令：向前冲，向前冲！”[76]托马斯·J.杰克逊衣衫不整，头戴旧帽，士兵们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举着已经破了的旗帜，看起来就像一群“散漫的乌合之众”。他们顶着烈日，饱受饥渴的折磨，却坚持行军[77]。队伍停下来休息了三次，每次二十分钟。其间，骑兵将领菲茨休·李带托马斯·J.杰克逊来到山顶，看到了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的防御工事。防御工事后面的一些士兵已经摆好枪支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抽烟，有的在打牌，还有一些士兵正在杀猪宰牛，准备晚饭。托马斯·J.杰克逊看到北方联邦军并未做好应战准备，非常惊喜，但只是双唇微动，默默向战神祈祷[78]。他估计，从山顶处继续行军两英里，可以直接攻克北方联邦军的后方军团。于是，军队继续前进。行军十五英里后，托马斯·J.杰克逊在寄给罗伯特·E.李的最后一张便条中写道：“如果可行，我希望尽快进攻。我相信仁慈的上帝会保佑我们大获全胜。”现在，他在北方联邦军的西边，与罗伯特·E.李的阵地正面相对。
与此同时，1863年5月2日黎明时分，约瑟夫·胡克前去视察右翼军队。回到司令部时，邮差正在等他，打算汇报托马斯·J.杰克逊的行动。约瑟夫·胡克看到，托马斯·J.杰克逊的一部分军队正在南下，像是要撤回里士满。因此，他认为南方邦联军的目标可能是袭击自己的右翼。他的推理顺理成章，因为1862年，罗伯特·E.李曾用同样的方式袭击了约翰·波普。1863年5月2日上午9时30分，约瑟夫·胡克向奥利弗·霍华德发出了警告[79]。随后，他又向奥利弗·霍华德和第十二军团指挥官亨利·W.斯洛克姆发出了联合声明，建议他们做好侧翼受击的准备，因为“我们有理由猜测，敌人正在向我们的右翼进军。”[80]关于南方邦联军行动的其他报告陆续送到了约瑟夫·胡克手中。丹尼尔·西克尔斯在报告中写道：“三个小时内，南方邦联军的步兵、炮兵、辎重队和流动医疗队陆续向南行军。”约瑟夫·胡克命丹尼尔·西克尔斯阻挠南方邦联军的行动。不久，北方联邦军中很多人认为，南方邦联军已经全线溃退。约瑟夫·胡克采取了防御攻势，一如既往地摇摆不定，无视全面防御的重要性。最后，他也认为南方邦联军正在溃退。1863年5月2日下午4时10分，他寄给约翰·塞奇威克一封信，写道：“我们知道敌人正在逃跑，试图袭击其辎重队。执行袭击计划的军队中，其中两个师由丹尼尔·西克尔斯指挥。”
菲茨休·李（1830——1909）
一名干练警惕的军团指挥官本可以做很多事，从而弥补总指挥官的失误。但奥利弗·霍华德与约瑟夫·胡克一样，轻视了南方邦联军。卡尔·舒尔茨十分清楚，敌人的大部队由东向西行进了两英里多。因此，他力劝奥利弗·霍华德做出部署，击退南方邦联军的侧翼攻击。他在1863年5月12日的报告中写道：“我们的右翼完全孤立无援，后方也在敌人的掌控中。”他建议奥利弗·霍华德部署军队，说：“如果真的打算采取防御战术，就必须守住全军的右翼和后方。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，如果不改变前线部署，我们将对西面和西北方向的袭击毫无抵抗力。”[81]他催促奥利弗·霍华德做出部署，但奥利弗·霍华德认为南方邦联军在全力撤退，不愿意劳神劳力，为一场根本不会发生的进攻备战。他感到非常疲倦，准备午睡，命卡尔·舒尔茨有重要军情时再叫醒他。当约瑟夫·胡克的第一封警告急件送到的时候，卡尔·舒尔茨叫醒了奥利弗·霍华德，大声读了急件内容，并将其交给了奥利弗·霍华德。奥利弗·霍华德和军官们立即开始讨论军情。与此同时，一名年轻军官递上了第二封急件[82]。两封急件表明，卡尔·舒尔茨的建议完全合理。但奥利弗·霍华德依然不为所动。后来，为了服从约瑟夫·胡克的命令，奥利弗·霍华德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增援丹尼尔·西克尔斯。此刻，丹尼尔·西克尔斯被派去阻拦所谓的南方邦联军的撤退。此次任务注定是徒劳的。奥利弗·霍华德细读了约瑟夫·胡克的第三封急件后，坚信南方邦联军正在撤退。于是，他协同增援部队，一起占领了罗伯特·E.李的后方。然而，关于托马斯·J.杰克逊真正行动的警报接连发来，“奥利弗·霍华德和约瑟夫·胡克逐渐明白，北方联邦军的右翼已经危机四伏。”[83]
与此同时，托马斯·J.杰克逊已经准备就绪。“士兵们默默守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低声传达上级的命令。军号也不响了，士兵们不再像往常那样，用欢呼声向将军致敬。”[84]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静静待在原地，对即将发生的灾难毫不知情。除了少数几名将士，北方联邦军的大多数将士赞同约瑟夫·胡克的意见。一些士兵正在准备晚饭，其他人在吃饭或休息，还有一些人正在玩纸牌。1863年5月2日傍晚6时，南方邦联军吹响了军号。托马斯·J.杰克逊派出大部分兵力猛攻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的九千兵力。南方邦联军的第一次攻击像一次快速进军，追赶着荒原上疾奔的鹿和兔子。随后，“反叛者的呐喊”和具有毁灭性的炮火声响起。经过短暂的抵抗，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溃逃了。与托马斯·J.杰克逊一起的爱德华·波特·亚历山大写道：“任何军队都会采取类似的行动。战士们在战斗中都是以一敌六。”[85]对南方邦联军来说，胜利的代价是高昂的。随后，托马斯·J.杰克逊的大军穿过茂密的树林时，陷入了困境。托马斯·J.杰克逊竭力整顿队伍，带着护卫队来到战线附近，想要探明约瑟夫·胡克的意图。忽然，北方联邦军队发起了攻击，他只好带着护卫队撤退。在黑夜中，南方邦联军将护卫队误认为北方联邦骑兵，于是开了枪。托马斯·J.杰克逊不幸中弹[86]。将军受伤，意味着军队不可能获胜了。丹尼尔·西克尔斯陷入了危局，但由于星空朗照，明月近满，他成功突围了出去，重新占领了护墙。
当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溃败的时候，约瑟夫·胡克忧心忡忡，沮丧不已，完全没有能力承担重任。1863年5月3日，约瑟夫·胡克虽然已经尽力，但依然无法胜任，甚至濒临崩溃，胡乱应付着一场没有希望的战役。他的对手显得精明、自信。1863年5月3日清晨，托马斯·J.杰克逊的军团一边声嘶力竭地哭喊着“托马斯·J.杰克逊永存”，一边发起了进攻，罗伯特·E.李率军前来支援。北方联邦军顽强抵抗。南方邦联军的努力值得称赞，但他们没有领袖，司令部也没有实质性的指令。三万至三万五千名新兵近在咫尺，渴望参战，却迟迟不见命令传来。1863年4月，林肯视察了波托马克军，离开时劝告约瑟夫·胡克：“下次战斗时，一定要启用全部兵力。”但他的劝告并未受到重视。
1863年5月3日上午9时左右，一枚炮弹击中了司令部的一根柱子，靠着柱子的约瑟夫·胡克被撞晕了[87]。此时，北方联邦军几乎已经战败。罗伯特·E.李在报告中说：“截止1863年5月3日上午10时，我们已经完全占领了战场。”
关于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的其他信息，我们无须知道。1863年5月4日午夜，约瑟夫·胡克召集了各军指挥官，共同商议是否撤回河北岸。达利斯·N.库奇和丹尼尔·西克尔斯赞成撤退。乔治·米德、约翰·F.雷诺兹和奥利弗·霍华德认为，应该继续战斗。当时，约瑟夫·胡克说自己会一人承担撤退的责任[88]。于是，北方联邦军撤到了河北岸。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，北方联邦军伤亡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二人，南方邦联军伤亡一万两千七百六十四人[89]。
在担任总指挥期间，约瑟夫·胡克从来没有因为喝酒误事。他原来喜欢喝威士忌，但从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开始，或到达钱斯勒斯维尔后，一直滴酒未沾[90]。约瑟夫·胡克战败的原因是能力欠缺，勇气不足。与此同时，乔治·米德的描述解释了整起事件。他在1863年5月8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：“在紧要关头，约瑟夫·胡克毫无战斗力，所有人对他很失望。实际上，他比乔治·B.麦克莱伦更谨小慎微，遇事喜欢躲闪，在不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，总会夸夸其谈。当自己担起责任的时候，应该行动起来；当别人担起责任的时候，应该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。战斗结束后，约瑟夫·胡克不顾大部分指挥官的反对，决定撤军……决定撤退后，他非常沮丧地对我说，他准备将波托马克军交给我，还说自己已经受够了，宁愿从未来到这个世上。”[91]
联邦军在战壕里向邦联军射击
联邦军指挥官指挥军队作战
钱斯勒斯维尔战役
罗伯特·E.李与托马斯·J.杰克逊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场
然而，无论如何，对罗伯特·E.李来说，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仍然是一次伟大的胜利。只有足智多谋、品德高尚的将军，才能率领饥肠辘辘、衣衫褴褛的士兵，战胜一支人数成倍、装备精良的北方联邦军。南方邦联军的推测明显合理。他们时时警惕，无畏牺牲。北方联邦军与此恰好相反。在进攻南方邦联军右翼的前一晚，托马斯·J.杰克逊睡在一棵松树下，副官给他盖上了一条披肩。但当副官睡着的时候，他将披肩盖在了副官身上，自己什么也没盖，结果被冻醒得了风寒。早上，他没来得及吃早餐，便立即率军继续前进[92]。在一场“可笑又恼人的偷袭”[93]发生前，年仅三十三岁的奥利弗·霍华德正在午睡。
第16节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的影响
罗伯特·E.李平静地等待着托马斯·J.杰克逊的攻击结果，时刻保持警惕。其间，他给杰斐逊·戴维斯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。信的内容包括他对此次战役的风险评估及万一失败后的应对之策。他写道：“如果由我全权指挥，军队粮草充足，我会更坦然自若。但我判断，北方联邦军更具兵力和地理方面的优势。”[94]当托马斯·J.杰克逊击败北方联邦军的右翼时，“约瑟夫·胡克和两名助手正坐在司令部的阳台上，享受着夏日夜晚的凉爽”[95]。直到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战败溃逃，他才警醒到，战争真的爆发了。
陆军部和林肯收到的消息并不详细，也不准确。吉迪恩·韦尔斯在1863年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今天下午，我在陆军部见到了林肯总统。他一直来回走动，非常想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。前线传来的消息都不可靠。大家似乎都感觉到，我们的军队获胜了。但实际上，我军死伤惨重，更加激烈和可怕的战役迫在眉睫。”[96]当林肯收到电报，称大军撤到了拉帕汉诺克河北岸时，喊道：“天哪！天哪！国民会怎么说？国民会怎么说？”[97]1863年5月6日，查尔斯·萨姆纳见过“垂头丧气”的林肯后，来到吉迪恩·韦尔斯的办公室，“举起双手，惊叹道，‘败了，败了，一败涂地啊！’”[98]
由于陆军部对电报的审查非常缓慢，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的消息很久才传到北方。人们知道了战役过程后，万分沮丧。现在，许多支持战争的人都不再抱有征服南方的希望。《芝加哥论坛报》上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条严肃建议，即由林肯担任波托马克军的指挥官。令人痛心的是，北方一直没有找到一位能担大任的将军。正如文章的作者总结的，我们由衷地认为，“老亚伯”[99]可以带领我军取得胜利。“如果他做不到，还有谁能做到呢？”
然而，第一次和第二次布尔溪战役、乔治·B.麦克莱伦在里士满战败及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，北方人内心的沮丧和创伤久久无法抹去。但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后，北方人显得没有那么沮丧了。实际上，报纸已经不再像战争初期那样，准确反映公众情绪了。大量的社论写作都是为了让读者心怀希望，但后来出版的回忆录或口口相传的往事，都在纠正当时报纸上的言论。因此，我们推论：从性质和程度方面来看，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失败后的沮丧不同于其他时期蔓延的沮丧。1862年秋天开始，商业活动日益兴盛。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已经开始，证券交易频繁，合法交易增多，人们将存款投资在政府债券上。此外，值得注意的一个观点是：战争促进了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。政府是最大的买家，一项活动联系着另一项活动。虽然国家正处在困境中，大多数人选择通过正当途径赚钱，但也有一些投机倒把的行为。当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大败的消息传到纽约时，黄金价格突然上涨。一开始，铁路公司的股票很不稳定，但很快又以良好的态势上涨。政府债券一直很稳定，公众继续认购面值为五至二十美元的债券。人们不再参军入伍，因为大多数人厌倦了战争，繁荣的商业也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。就平民入伍来说，战争已经成为一种贸易活动。联邦政府、各州政府、城镇和各市行政区提供了入伍奖励金，鼓励人们积极参军。
* * *
[1]《美国史》，第4卷，第164页，第176页，詹姆斯·福特·罗德斯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2]《卡尔·舒尔茨的发言、书信和报告》，第1卷，第209页，第210页，第211页，第217页，第21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3]《查尔斯·艾略特·诺顿的书信》，第1卷，第25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4]1862年10月8日，佩里维尔战役爆发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5]《美国史》，第4卷，詹姆斯·福特·罗德斯著。《奥利弗·P.莫顿传》，第1卷，威廉·福克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6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169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7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20页。第318页记有乔治·B.麦克莱伦的部分辩解。————原注
[8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176页，第177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9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19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0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26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1]《卡尔·舒尔茨的发言、书信和报告》，第1卷，第213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2]《林肯的个人特质》，第255页，海伦·尼古拉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13]《卡尔·舒尔茨的发言、书信和报告》，第1卷，第220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4]1865年1月22日，威廉·T.谢尔曼在写给参议员的信中说：“我在战斗中统率十万人，行军中果断坚定，指挥得当，有口皆碑。”《威廉·T.谢尔曼将军与参议员之间的通信》，第246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5]《查尔斯·艾略特·诺顿的书信》，第1卷，第25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6]《美国内战史》，第2卷，第442页，约翰·C.罗普斯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17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17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8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30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9]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爆发于1862年12月13日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20]达利斯·N.库奇（Darius N. Couch），时任第二军团指挥官。————原注
[21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4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22]《约翰·默里·福布斯书信回忆录》，第1卷，第343页，萨拉·F.休斯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23]《林肯全集》，第2卷，第243页，约翰·尼古拉、约翰·海伊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24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27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25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4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26]1863年1月20日至1863年1月24日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进行了著名的“泥中行军”。大部分队伍抵达了班克斯福特附近，距弗雷德里克斯堡四至七英里。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》丛书一，第21卷，第1册，第752页到第755页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27]当时，内阁危机是联邦政府用到的一个英国政治用语。————原注
[28]《萨蒙·P.蔡斯传》，第482页，罗伯特·沃登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29]奥姆斯比·M.米切尔（Ormsby M. Mitchel，1810——1862），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演说家。1862年，他负责为黑人奴隶创建一套姓氏体系。1862年10月30日，因患黄热病去世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30]《威廉·P.费森登传》，第1卷，第240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31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195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32]《林肯传》，第6卷，第265页，约翰·尼古拉、约翰·海伊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33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196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34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197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35]《威廉·P.费森登传》，第1卷，第247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36]《威廉·P.费森登传》，第1卷，第202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37]《林肯传》，第6卷，第271页，约翰·尼古拉、约翰·海伊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38]《书信与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114页，约翰·海伊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39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。《威廉·P.费森登传》，第1卷。《林肯传》，第6卷，约翰·尼古拉、约翰·海伊著。《美国史》，第4卷，詹姆斯·福特·罗德斯著。《书信与日记》，第1卷，约翰·海伊著。《威廉·H.苏厄德传》，第2卷，弗雷德里克·班克罗夫特著。《萨蒙·P.蔡斯传》，罗伯特·沃登著。《约翰·默里·福布斯的书信回忆录》，第1卷，萨拉·F.休斯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40]《威廉·P.费森登传》，第1卷，第245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41]《美国史》，第4卷；《讲稿》，詹姆斯·福特·罗德斯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42]《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》，第97页，托马斯·L.利弗莫尔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43]北方联邦军伤亡一万两千九百零六人，南方邦联军伤亡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人。《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》，第97页，托马斯·L.利弗莫尔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44]《林肯传》，第10卷，第281页，约翰·尼古拉、约翰·海伊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45]《威廉·T.谢尔曼将军与参议员之间的通信》，第182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46]乔治·托马斯是威廉·罗斯克兰斯手下的军团高级指挥官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副指挥官。他曾拒绝取代乔治·P.比尔，但也曾拒绝服从军衔低于自己的威廉·罗斯克兰斯。林肯调整了威廉·罗斯克兰斯的委任状，提高了其军衔后，乔治·托马斯才开始忠心服从威廉·罗斯克兰斯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47]该草案虽然没有征募到很多士兵，而且常被滥用，但也招募了一些志愿军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48]《威廉·P.费森登传》，第1卷，第264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49]《查尔斯·艾略特·诺顿的书信》，第1卷，第261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50]阿盖尔公爵夫人（Duchess of Argyll，1824——1878），英国女贵族，废奴主义者。————译者注
[51]林肯曾劝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收回辞呈。随后，他下令解除了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的职务。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》丛书一，第21卷，第941页，第944页，第954页，第998页，第1004页，第1009页。《作战联合委员会报告》，第1卷，第71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52]指酿酒的麦芽或啤酒等含酒精饮料的拟人化名称。————译者注
[53]《林肯全集》，第2卷，第252页，约翰·尼古拉、约翰·海伊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54]《作战联合委员会报告》，第1卷，第175页，1865年。《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》，第3卷，第239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55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18页，第351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56]在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卸任时，约翰·塞奇威克指挥第九军团。1863年1月26日，约瑟夫·胡克担任总指挥。1863年2月5日，约翰·塞奇威克被派往第六军团。————原注
[57]召集他们参加会议很容易，因为他们距华盛顿只有几小时路程。————原注
[58]1862年7月4日，约翰·塞奇威克和达利斯·N.库奇成为少将，级别高于乔治·米德。1862年11月29日，约翰·F.雷诺兹和乔治·米德成为少将，但在排名榜上，约翰·F.雷诺兹排在乔治·米德前面。————原注
[59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40页，第347页，第349页，第356页，第365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60]《波托马克军医疗往事》，第101页，乔纳森·莱特曼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61]《卡尔·舒尔茨回忆录》，第2卷，第403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62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62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63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64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64]《卡尔·舒尔茨回忆录》，第2卷，第40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65]约翰·塞奇威克率第六兵团距弗雷德里克斯堡约十一英里，约翰·F.雷诺兹率第一军团距弗雷德里克斯堡约十三英里，两军相距约二十三英里。————原注
[66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70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67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130页，第236页、第237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69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68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130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69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112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0]《美国内战纪事》，第1卷，第124页，第178页，威廉·罗斯科·利弗莫尔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1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41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2]《卡尔·舒尔茨回忆录》，第2卷，第405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73]罗伯特·E.李的报告。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》丛书一，第25卷，第1册，第79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74]《托马斯·J.杰克逊与美国内战》，第2卷，512页，乔治·F.R.亨德森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5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273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6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275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7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13页，艾伯特·C.哈姆林著。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276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8]《罗伯特·E.李将军传》，第247页，菲茨休·李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9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276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80]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》丛书一，第25卷，第2册，第360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81]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》丛书一，第25卷，第1册，第651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82]《卡尔·舒尔茨回忆录》，第2卷，第416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83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287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84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292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85]《一名邦联兵的战争回忆录》，第337页，爱德华·波特·亚历山大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86]托马斯·J.杰克逊的手臂受了重伤，被迫截肢。1863年5月10日，他因肺炎逝世。随后，J.E.B.斯图尔特接替了他的职位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87]约瑟夫·胡克清醒后，指挥军队撤退。————原注
[88]《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》，第3卷，第171页，达利斯·N.库奇。————原注
[89]《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》，第98页，托马斯·L.利弗莫尔著。————原注。为了回应约瑟夫·胡克1863年5月3日下达的命令，约翰·塞奇威克进攻了朱巴尔·厄尔利率领的南方邦联军。经过激烈战斗后，约翰·塞奇威克攻占了马里耶高地，将朱巴尔·厄尔利驱逐了出去。在萨勒姆教堂的战斗中，罗伯特·E.李派拉斐特·麦克劳斯协助朱巴尔·厄尔利，阻止约翰·塞奇威克与约瑟夫·胡克会合。约翰·塞奇威克被迫撤退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90]《美国史》，第4卷，第264页注释，詹姆斯·福特·罗德斯著。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65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91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72页，第373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92]《“石墙”杰克逊传》，第675页，第677页，罗伯特·达布尼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93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60页，艾伯特·C.哈姆林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94]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》丛书一，第25卷，第2册，第765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95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301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96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291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97]《林肯时期的华盛顿》，第58页，诺亚·布鲁克斯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98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293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99]“老亚伯”“正直的亚伯”是林肯的昵称和外号。————译者注
第1节 1862年秋季选举
1862年秋季的选举投票趋势似乎对总统不利。在1862年10月和1862年11月的选举中，纽约州、新泽西州、宾夕法尼亚州、俄亥俄州、印第安纳州、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表态反对林肯。之前，除了新泽西州，其他州都投票支持林肯。民主党人赢得了国会议员的支持。他们如果在其他州拥有多数席位，将控制下一届众议院。在失利的情形下，新英格兰州、密歇根州、艾奥瓦州、加利福尼亚州、明尼苏达州、堪萨斯州、俄勒冈州和边界蓄奴州拯救了林肯。造成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的发表。为联邦而战变成了为黑人而战，很多人视其为一种耻辱。相反地，“《宪法》革新，联邦守旧”成为大众的普遍观点。此外，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了林肯的失利[1]。但造成各州不满的原因，主要是战场上一直没有传来捷报。虽然安蒂特姆战役大捷令北方人欢欣鼓舞，但随后，罗伯特·E.李的大军重渡波托马克河，未伤一兵一卒。如果乔治·B.麦克莱伦消灭了罗伯特·E.李的大军，乔治·P.比尔在肯塔基州大获全胜，那么林肯一定会得到联邦各州的支持。
激进分子卡尔·舒尔茨的观点值得关注。通过他的观点，我们了解了林肯受到的谴责。卡尔·舒尔茨在军中写信给林肯说：“选举结果是对政府的严厉谴责，”而且政府应该受到谴责。“政府将共和党人领导的主要军力置于南方邦联军手中……在这场战争中，哪位共和党将军有过公平的机会？难道乔治·B.麦克莱伦、乔治·P.比尔、亨利·W.哈勒克和他们的属下心腹没有申明、获得、提出要求吗？政府是时候改变了。让我们接受全心全意作战的将军们的指挥吧……让所有不能胜任指挥官的将军们卸下盔甲吧……西点军校如果难当大任，就让它名声扫地。”[2]另一名激进分子查尔斯·艾略特·诺顿写道：“如果战场上捷报频传，那么秋季选举中的失败将对政府毫无影响。”[3]
第2节 辛辛那提的恐慌
戴维·托德（1805——1868）
当罗伯特·E.李在弗吉尼亚州推进南方邦联大业的时候，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和柯比·史密斯正在肯塔基州展开行动，努力挽回南方邦联在西部的损失。柯比·史密斯打败了北方联邦军，占领了列克星敦。列克星敦是亨利·克莱的家乡，也是国家花园————蓝草区的中心。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·P.莫顿发电报给战争部长埃德温·斯坦顿说：“失去列克星敦相当于失去肯塔基州的心脏，打通前往俄亥俄河的道路。”柯比·史密斯的军队确实威胁到了辛辛那提和路易斯维尔，造成了当地人的巨大恐慌。辛辛那提宣布军事管制，关闭了所有商铺，责令暂停了所有交易。能打仗和能干活的人全部受命聚集在投票处，以便进行军事演习或劳动。街上的汽车都停了下来，人们排成长队操练，其中不乏名流、部长、法官等，许多人已经年过四十五岁。据说，一家报社发表了反动言论，但很快受到了镇压。俄亥俄州州长戴维·托德赶到辛辛那提，号召所有忠于联邦的人参军入伍。与此同时，柯比·史密斯派一支小分队驻扎在距辛辛那提几英里的地方。恐慌笼罩着整个辛辛那提。清晨，号声响起，召集士兵们武装起来。数百名劳工领命加固战壕，妇女们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准备棉布和绷带。每个人都知道，战争已经临近。恐慌在俄亥俄州迅速蔓延。俄亥俄州州长戴维·托德召集武装民兵的号令迅速得到了回应。数千人带着双筒散弹枪和小口径步枪涌进辛辛那提。后来，他们被称为步枪猎人。此时，柯比·史密斯认为自己没有足够军力进攻辛辛那提。在等待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的军队期间，柯比·史密斯撤回了部分小分队。辛辛那提如释重负。
为了争夺路易斯维尔，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与乔治·P.比尔展开了一场较量。南方邦联军的行军路线较短，暂时领先，驻扎在路易斯维尔和北方联邦军之间。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如果全速前进，可能已经攻克路易斯维尔，但他拖延了。也许是由于战事的重担让他心生畏惧，对南方邦联军失去了信心，不愿继续前行。与此同时，乔治·P.比尔来到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的后方。两军对峙，战争一触即发。两位指挥官都想开战，但不愿在自己选择的战场上冒险一战。随后，一场对抗演习开始。乔治·P.比尔担心开战会使路易斯维尔沦陷。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担心战争会折损兵力。双方的物资都不充足，几乎都只剩三天的物资。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离开了正北的大道。乔治·P.比尔一路畅通，迅速进入了路易斯维尔。因此，南方邦联军进军肯塔基州的计划失败，进军马里兰州的计划也失败了。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，在南方邦联军选择进军的地区，大部分人支持北方联邦。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写道：“我们必须放弃肯塔基州的蓝草区，任其自由发展。肯塔基人对安逸生活的热爱和对损失金钱的恐惧，是导致我们失败的最大原因。”
第3节 乔治·P.比尔和奥利弗·P.莫顿
路易斯维尔已经脱离危险。于是，乔治·P.比尔乘胜追击。两军在佩里维尔进行了一场恶战，双方将军都声称自己赢了[4]。1862年10月9日，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率军撤退，向南行进。乔治·P.比尔并没有全力追击，也没有追上南方邦联军，但依然将南方邦联军赶出了肯塔基州。
佩里维尔战役
佩里维尔战役中联邦军在玉米田里作战
因为东部的激进派反对乔治·B.麦克莱伦，所以西部的激进派也反对乔治·P.比尔。激进派有自己的领袖，即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·P.莫顿。奥利弗·P.莫顿是好战的西部各州长中最出众、最活跃的州长。北方各州的州长是影响初期战事的重要因素。联邦政府要想实现征兵目标，必须依靠北方各州的州长，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他们的装备。由于印第安纳州的地理位置和其边境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，奥利弗·P.莫顿要克服的困难比其他州长多。他全身心投入战斗，希望自己为州政府付出的努力能够在军事上体现出来。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乔治·P.比尔的蔑视，甚至在与华盛顿的通信中，公然指责乔治·P.比尔“支持反叛”。奥利弗·P.莫顿虽然廉洁，但其副官都是一些粗俗狡诈的小人。他测试副官是否适合文职和军职的标准是，他们对自己是否忠诚或绝对服从自己，而不是内在的诚实和高尚的品质。他视乔治·P.比尔为敌人，认为打垮不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是对国家负责，对自己负责。
林肯意识到了联邦政府的不满情绪。1862年10月16日，他提议，如果更换指挥官是最好的方法，那么现在时机已经成熟。他对乔治·P.比尔的拖延心怀不满。奥利弗·P.莫顿和埃德温·斯坦顿向他不断施压，加上俄亥俄州、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的民意，林肯决定更换主将。于是，乔治·P.比尔被撤职，由威廉·罗斯克兰斯接替。在做决定时，林肯犯了一个错误。内战结束后十四年，尤利西斯·S.格兰特的观点无疑是合理的，他说：“乔治·P.比尔的天赋足以担任最高指挥官。”[5]
第4节 乔治·B.麦克莱伦被撤职
现在，如果波托马克河两岸的情形发生转变，主将换成乔治·B.麦克莱伦，最后采取的行动也是一样的。乔治·B.麦克莱伦没有及时发起攻击，林肯和北方人对此很失望。1862年10月1日，林肯前去看望乔治·B.麦克莱伦，在军中待了三天。其间，林肯召集各将领举行了会议。经多方观察，他命乔治·B.麦克莱伦回到华盛顿后，“渡过波托马克河，向南方邦联军开战或驱其南下。”然而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迟迟未动，一心想着“待万事俱备”。吉迪恩·韦尔斯在1862年10月13的日记中写下了“令人痛心的情报：叛军的骑兵部队围着凯旋的波托马克大军绕了一圈，先从其上方渡河……然后从乔治·B.麦克莱伦和我军的下方再次渡河。”[6]乔治·米德写道：“对乔治·B.麦克莱伦来说，这是个耻辱。我担心此次战役会对他造成严重伤害。”[7]
1862年10月22日，吉迪恩·韦尔斯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安蒂特姆战役结束一个多月后，北方联邦军安静地待在营地休整。整个北方都很焦虑，却无计可施……乔治·B.麦克莱伦按兵不动，应了敌人之前的断言。林肯称之为‘迟迟未动’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为此非常苦恼。”[8]乔治·米德非常敬重乔治·B.麦克莱伦，但认为“他过于谨慎小心，如果能稍微果断一点，其将军威望可能会更大。”[9]1862年10月26日，十一万六千名北方联邦军开始渡过波托马克河。1862年11月1日，最后一支师团顺利渡河。南方邦联军迅速后撤。1862年11月7日，在沃伦顿附近，北方联邦军集结。从林肯那儿得知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已经被撤职。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担任了北方联邦军总指挥。1862年11月8日，乔治·米德写道：“全军上下士气低落。据说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，公开说自己不适合担任此职。现在，只有乔治·B.麦克莱伦能掌控集结的大军。”[10]以埃德温·斯坦顿和萨蒙·P.蔡斯为首的激进派不断向林肯施压，影响了罢免乔治·B.麦克莱伦的决议。除非林肯和埃德温·斯坦顿找到具备同样指挥能力的将领，否则不应该罢免乔治·B.麦克莱伦。林肯逐渐意识到确实应该如此。在给卡尔·舒尔茨的一封信中，他说“战争需要的是军事知识”，而不是“政治关系”[11]。激进派参议员本杰明·韦德向林肯施压，要求罢免乔治·B.麦克莱伦。林肯对他说：“请换位思考一下。如果我罢免了乔治·B.麦克莱伦，应该任谁担任此职呢？”本杰明·韦德说：“任何人都可以。”林肯回复道：“韦德，任何人都会效忠你，而不是我。我必须慎重选择。”[12]
乔治·米德和约翰·F.雷诺兹及军队的其他将军前来拜访乔治·B.麦克莱伦，对其离去表示遗憾，“真诚希望他能尽快回来”。乔治·米德写道：“乔治·B.麦克莱伦非常感动，差一点儿涕泪交零。他说离开军队是对他最沉重的打击。”乔治·米德还说：“大军士气大减。”弗朗西斯·A.沃克事后写道：“官兵们都认为，一个能牵动大军心弦的人绝不是平庸之辈，一个能重创约瑟夫·E.约翰斯顿和罗伯特·E.李的将军也不是等闲之辈。”和南方邦联军交战时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军队的伤亡人数也许就证明了弗朗西斯·A.沃克的判断。几乎每场战役中，南方邦联军的伤亡人数都超过了乔治·B.麦克莱伦军队的伤亡人数。北方联邦军的后备军力多于南方。因此，在北方联邦军能够继续作战的情况下，南方邦联军如果继续大规模伤亡，定会走投无路。弗朗西斯·W.帕尔弗里写道：“虽然南方邦联军正方兴未艾，军队规模庞大，但乔治·B.麦克莱伦运筹帷幄，重创了南方邦联军，战绩骄人。”
内战结束十四年后，尤利西斯·S.格兰特的坦率语录具有重要意义。他说评论乔治·B.麦克莱伦时应该考虑到，战争期间，焦虑的人民和国会都盯着他，他肩负着巨大而沉重的责任。“如果他没有获胜，可能是因为获胜的条件尚不充分。如果他能像威廉·T.谢尔曼、乔治·托马斯或乔治·米德一样作战，如果他能一路浴血奋战，我断然不会认为他毫无功绩。”罢免乔治·B.麦克莱伦十九天后，林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在给卡尔·舒尔茨的信中，他写道：“我确实对乔治·P.比尔和乔治·B.麦克莱伦的按兵不动心存不满，但在罢免他们之前，我非常担心找不到能够胜任的继任者。很抱歉，我必须说，我的忧虑从未减少半分。”[13]
第5节 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
林肯虽然认为必须从政治角度出发，做出正确的决定，但在选择乔治·B.麦克莱伦的继任者一事上，他本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。在坎布里奇，一个静养深思的激进分子提议进行考评。1865年1月，威廉·T.谢尔曼申请考评[14]。林肯、埃德温·斯坦顿和亨利·W.哈勒克应该认真考虑考评。“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或许能够在战场上指挥十万人，但他真的能吗？”[15]他无法证明自己适合担任总指挥，也拒绝了两次，再三告诉林肯和埃德温·斯坦顿，说自己不能胜任总指挥一职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是该职位的最佳人选。如果只是要求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接受任命，他一定会拒绝。但当晋升的命令下达时，他必须服从命令。
安德鲁·A.汉弗莱斯（1810——1883）
约翰·C.罗普斯认为，总指挥一职应该由威廉·B.富兰克林担任[16]。乔治·米德、约翰·F.雷诺兹或安德鲁·A.汉弗莱斯可能都在林肯的考虑范围内。乔治·米德曾在七日之战中担任旅长，战绩显著。在安蒂特姆战役中，他在战火“最密集”的时刻率兵作战。约瑟夫·胡克受伤时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命乔治·米德指挥军队。战后，林肯巡视安蒂特姆时，乔治·米德陪同林肯和乔治·B.麦克莱伦视察了战场。其间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高度赞扬了乔治·米德的工作[17]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乔治·米德虽然给林肯留下了好印象，乔治·B.麦克莱伦也对他大加赞赏，但并未成为波托马克军将领的候选人。当时，他本来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但在八个月后才做到[18]。
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品格高尚，性情温和，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，却在任总指挥的八十天里闷闷不乐。很快，他的表现证明自己无法胜任总指挥，甚至常常坦白自己的无能。罢免乔治·B.麦克莱伦意味着激进分子占了上风。下次作战时，北方联邦军可能会发起一场猛攻。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赞成主动出击，但他和林肯都没有充分考虑到敌方指挥官的文韬武略。
第6节 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
1862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率十一万三千名精兵强将驻扎在拉帕汉诺克河的北岸，正对着弗雷德里克斯堡。弗雷德里克斯堡驻扎着罗伯特·E.李的七万两千名大军。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提议渡河，并选定了进攻南方邦联军。对罗伯特·E.李来说，北方联邦军的任何举动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开战前一天晚上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意识到自己能力不足，心存畏惧，变得越来越任性、急躁、鲁莽。他稀里糊涂地想出了一个华而不实的计划，下令左翼军队发起进攻。这种作战方式必败无疑。更疯狂的是，他派右翼军展开了无用的杀戮。右翼军缓慢有序地撤退，许多士兵“歌唱欢呼”，战斗就这样结束了。南方邦联军伤亡五千三百零九人，北方联邦军伤亡一万两千六百五十三人[19]。
1862年12月14日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非常悲痛，指着对岸战死的战士们，哀叹道：“哎，将士们！对岸的将士们！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们。”一怒之下，他想出了一项孤注一掷的计划。他打算亲自率领自己的旧部————第九军团，进攻防御工事中的南方邦联军。南方邦联军对其右翼军进行了毁灭性攻击。查尔斯·萨姆纳将军、威廉·B.富兰克林和其他军队的将领都曾劝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不要这样做。1862年12月15日夜晚，狂风四起，暴雨骤下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顺利将大军撤到了河北岸。
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军队的死伤和失踪的人数很多，但与士气锐减相比，军队战斗力的折损并不重要。官兵们觉得自己做了无谓的牺牲，不再信任指挥官。在检阅第二军团时，达利斯·N.库奇[20]和各师长要求士兵们欢迎将军。将领们骑马经过列队，挥舞着手中的帽子或剑，但士兵们没有任何欢迎之举，一些士兵甚至冷嘲热讽。事实上，北方联邦军的士气持续衰落，将领们纷纷卸任，士兵们也连连卸甲[21]。
林肯心烦意乱[22]，对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惨败感到非常沮丧。他必须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一起承担责任，因为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是他任命的。1862年9月，林肯向内阁承认，自己正在失去北方的民心。他知道民心是成功的必要条件，我们也深知此理。此后，他在投票选举中接连失利，战场上也没有传来捷报。更换总指挥的错误决定加剧了人们的沮丧感。如果乔治·B.麦克莱伦重新担任总指挥，那么对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倍感失望的士兵们一定会欢呼雀跃。
北方人民得知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，对无谓牺牲的将士们悲痛不已。忧伤和消沉随之而来，与之相伴的还有浓厚的宗教色彩。一位俄亥俄州议员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似乎是上帝帮助了叛军，让他们的事业得以延续。”之前，林肯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想法：“我就是上帝手中一个谦卑的工具……如果我的努力失败了，我相信是上帝有意为之，但我不知道上帝的意图是什么。”[23]乔治·米德也说：“看来上帝也针对我们。”[24]
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认为，自己在任职期间殚精竭虑，制定了渡河计划，试图通过进攻南方邦联军扭转败局，但将领和战士们对他没有信心，反对进攻计划。此外，埃德温·斯坦顿和亨利·W.哈勒克办事效率低下，林肯又犹豫不决，甚至下达了限制令：“军队的任何总攻行动都必须告知我。”在华盛顿，林肯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见了面。当时，埃德温·斯坦顿和亨利·W.哈勒克也在场，但林肯和威廉·H.苏厄德并没有提供应时的专业建议，会议最终无果而终。随后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坚持渡河计划，想要再次开战。林肯同意了他的计划，并给了忠告，但与他曾给乔治·B.麦克莱伦的忠告大不相同。林肯写信给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说：“谨慎一些！不要认为国家或政府在逼迫你。”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率军沿河而上，行进了四英里。乔治·米德写道：“船舶、大炮和所有物资都及时跟进。我们都认为，第二天早上桥会被毁掉，我们应该赶到那儿。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。”[25]1863年1月19日晚9时左右，一场可怕的暴雨袭来，持续了一整夜。接下来的两天，雨一直在下，道路泥泞不堪，行军无望[26]。然而，各种干扰因素对北方联邦军非常有利。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率领士气低落的将士们，打算进攻罗伯特·E.李率领的整肃忠诚的军队。这是一次无谓的牺牲。卡尔·舒尔茨在军中给林肯写信说：“我确信士兵们已经陷入绝望。几位将领彻底熄灭了他们对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的信心。我听说，将领、副官和士兵们都认为我们必败无疑，并说：‘所有努力和艰辛都是徒劳，我们最好还是回家吧。’此外，军队在泥泞中紧紧挤在一起，疾病正以可怕的速度蔓延。令人灰心的种种因素使逃兵人数不断增加。你如果看到军队溃散，溃散速度令人痛心，也不会感到惊讶。”
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
联邦军在石墙后面向邦联军射击
联邦军发起冲锋
罗伯特·E.李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前线
第7节 内阁危机
费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惨败导致了内阁危机[27]。然而，国家的灾难需要有效的行政活动解围，这是英国和美国宪法之间的差异。林肯是政府首脑、军队总司令。除了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，需要对拉帕汉诺克河的挫败负责的还有总统。民主党人坦诚声明了这一点。同样地，在私下谈话和保密信件中，共和党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，尽管他们在公开场合一直保持沉默。如果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，由林肯担任首脑，那么国会可能会投票反对他。这样一来，林肯可以辞职或解散议会，举行大选。1862年9月22日，林肯重申：“如果我确信有人能比我获得更多民心，知道他可以通过《宪法》替代我，那么他可以取代我，我很乐意让位。虽然我认为自己没有之前那么深得人心，但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后，我不知道谁能获得更多民心。除非有人比我更受人民拥戴，否则我绝不会辞职。我一定会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尽全力承担责任，在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上前行。”[28]由于《宪法》的限制，在连续两次领导层秘密会议上，共和党参议员以为自己在为其政党和国家的大多数人说话，却不知不觉遵循了早期的英国先例。他们的言行清楚表明，战败的原因是林肯过于听信威廉·H.苏厄德的建议，任由其摆布。其中九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，打算向林肯陈述自己的观点。林肯将会议安排在1862年12月18日夜晚，为进攻做好部署准备。威廉·H.苏厄德听说参议院秘密会议的议程后，立即提交了辞呈。1862年12月17日，林肯收到了威廉·H.苏厄德的辞呈。
奥姆斯比·M.米切尔（1810——1862）
林肯和九人委员会的谈话激烈而随意。本杰明·韦德说，开战与否主要取决于不赞同开战的人。西部的共和党人认为，林肯在近期选举中的失利源于将军权交给了愤世嫉俗、心怀不轨的民主党人，即乔治·B.麦克莱伦、乔治·P.比尔和亨利·W.哈勒克。威廉·P.费森登说，参议院坚信林肯忠诚爱国，但共和党参议员认为，威廉·H.苏厄德与内阁的多数人意见不合，对战事产生了消极影响。他还说，大部分常规军将领支持奴隶制，有浓厚的南方情节，不会与共和党站在一起。他列举了约翰·C.弗里蒙特、戴维·亨特、奥姆斯比·M.米切尔[29]等人，说明“非常不幸的是，几乎所有反对奴隶制的将领都遭到了冷落。”查尔斯·萨姆纳、詹姆斯·格兰姆斯和其他参议员表示，并不信任威廉·H.苏厄德[30]。
威廉·P.费森登（1806——1869）
1862年12月19日，除了威廉·H.苏厄德，其他内阁成员都到了。林肯告诉内阁成员，参议员们的指责“核心”是威廉·H.苏厄德，控诉威廉·H.苏厄德“不仅有不臣之心，态度中立，无心战事，还不闻国事，干涉和左右总统及行政决策”[31]。林肯用朴实的语言描述了参议员们的态度：“他们虽然相信我的正直，但同时认为，当我有好的初衷或意向时，威廉·H.苏厄德会想方设法让我放弃。”[32]最后，林肯要求内阁成员于1862年12月19日晚，在白宫与参议院委员会成员会面。参议员们非常吃惊，没有想到自己要面对内阁成员和林肯，但还是应林肯的要求，前来继续召开前一晚的会议。会议开始时，林肯为内阁和政府做了辩护。“财务部长萨蒙·P.蔡斯完全赞同林肯的观点。”[33]激进派的参议员们很吃惊，因为他们视萨蒙·P.蔡斯为领袖。萨蒙·P.蔡斯对林肯和威廉·H.苏厄德的苛评影响着他们。然而，当萨蒙·P.蔡斯陷入绝境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受到军队士气的影响。此外，多年来，与威廉·H.苏厄德在反奴隶制事业中的共同努力也影响了他。因此，他勇敢站起来支持威廉·H.苏厄德和其他同僚。“詹姆斯·格兰姆斯、查尔斯·萨姆纳和莱曼·特朗布尔尖锐且坚定地反对威廉·H.苏厄德，怀疑威廉·H.苏厄德对内战的热情和诚意。每个人都显得冷酷无情……林肯恪尽职守，积极表态，表现出老练、精明和能干……他认为，无论自己如何看待参议员们的干涉，也应该恭敬地安抚他们。”[34]威廉·P.费森登反对在同僚面前讨论内阁成员的优缺点，于是，内阁成员纷纷离开。虽然已近午夜，但威廉·P.费森登和一些参议员依旧热烈讨论着。威廉·P.费森登对林肯说：“关于罢免威廉·H.苏厄德一事，您已经问过我的意见了。现在，有传言说他已经辞职。如果是这样，我的意见就无关紧要了。”林肯承认威廉·H.苏厄德递交了辞呈，但自己并未接受。威廉·P.费森登说：“总统先生，这样一来，现在的问题似乎是，是否要求威廉·H.苏厄德收回辞呈。”林肯说：“是的。”威廉·P.费森登回复道：“我必须说，既然威廉·H.苏厄德觉得辞职是合适的，我建议接受他的辞呈。”1862年12月20日凌晨1时，参议员们离开白宫[35]。
1862年12月20日早晨，林肯派人去请萨蒙·P.蔡斯。萨蒙·P.蔡斯来到白宫后，林肯对他说“这件事给我造成了很大麻烦。”萨蒙·P.蔡斯说：“昨夜的会议让我很痛苦……我已经准备好辞呈，打算辞去财政部长一职。”林肯眼睛一亮，立即说：“在哪儿？”萨蒙·P.蔡斯从口袋里拿出了辞呈，说道：“今天早晨写的，我一直随身带着。”林肯伸出手说：“给我吧。”萨蒙·P.蔡斯紧握辞职信，似乎不愿意放开，犹豫着要不要递过去……林肯接过信后，迅速打开，带着胜利的喜悦说：“真是快刀斩乱麻……现在，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处理问题了。我看清了自己的路。”在总统办公室里，与萨蒙·P.蔡斯一起的还有埃德温·斯坦顿。埃德温·斯坦顿也递交了辞呈。林肯回复道：“你应该回到你的岗位上，我不想接受你的辞呈。”他拿出萨蒙·P.蔡斯的信说：“我想要的只有这个。这能让我解脱。现在，方向明确了，麻烦也解决了。我不会挽留你们。”[36]萨蒙·P.蔡斯、埃德温·斯坦顿和吉迪恩·韦尔斯离开后不久，林肯仍然拿着萨蒙·P.蔡斯的辞呈，对前来拜访的参议员托马斯·哈里斯说：“现在，我应该振作起来。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”[37]
第8节 林肯的政治智慧
不难理解，当林肯同时拿着激进派领袖和保守派领袖的辞呈时，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。攻击威廉·H.苏厄德的激进派参议员看到萨蒙·P.蔡斯辞呈时，一定会非常沮丧。到时，威廉·H.苏厄德和萨蒙·P.蔡斯要么都走，要么都留。1863年，林肯说道：“当时，如果我做出让步，罢免了威廉·H.苏厄德，事态一定会继续恶化，支持我们的人也会所剩无几。当萨蒙·P.蔡斯递交辞呈的时候，我已经明白，这场政治游戏仍然在我的掌控之中，因此，我接下了辞呈。”[38]林肯婉言拒绝了威廉·H.苏厄德和萨蒙·P.蔡斯的辞呈，命他们回到各自的部门继续工作。威廉·H.苏厄德笑着接受了，萨蒙·P.蔡斯显得有些不情愿。内阁危机结束。
林肯展现出了少有的政治智慧，为国家留下了优秀的政府官员。虽然内阁内部并不融洽，国会也知晓此事，但林肯认为，“大众的利益不允许”威廉·H.苏厄德和萨蒙·P.蔡斯辞职。后来的事件表明，面对内阁危机时，林肯的做法是正确的[39]。
当不幸和沮丧降临的时候，任何支持继续战斗的声音都不应该被忽视。威廉·H.苏厄德和萨蒙·P.蔡斯代表两大阵营的不同观点，但他们在一项关键政策上观点一致。因此，对内阁来说，他们都很重要。失去任何一方或失去双方，都意味着支持联邦政府的人越来越少。林肯不希望失去威廉·H.苏厄德和萨蒙·P.蔡斯。1861年4月以来，威廉·H.苏厄德一直忠心支持林肯，甚至放弃了自己当总统的抱负，开始认可林肯的才干，真心实意地支持他。他是一位能力出众的大臣。虽然奴隶制是阻碍英法认可南方邦联的绊脚石，在外交关系中，林肯、查尔斯·弗朗西斯·亚当斯和查尔斯·萨姆纳的影响力也十分重大，但为了避免欧洲国家插手美国内战，威廉·H.苏厄德申请了大量贷款，以便处理部门事务。现在，这些贷款还没有还清。
萨蒙·P.蔡斯是财政部的负责人，撰写了1862年12月1日的总统国情咨文中的财政部分。林肯没有学过财政方面的知识，像许多律师一样，他对国家的资源和财政几乎没有概念，对金融也毫无兴趣，从未试着学习金融理论。此外，他必须掌握兵法和外交手段。身为一个门外汉，他很明智地放弃了学习财政知识。然而，林肯虽然对金融一无所知，但能慧眼识人。因此，他留下了萨蒙·P.蔡斯。事实证明，萨蒙·P.蔡斯是一位忠诚、思维开阔的财政部长。战事已经持续了近两年，耗资巨大，但联邦政府依然有能力购买粮食和军火，支付军饷。除了北方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，财政部长萨蒙·P.蔡斯功不可没。
第9节 林肯和萨蒙·P.蔡斯
萨蒙·P.蔡斯可能并不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财政部长，性情与林肯完全不同，两人不可能有共鸣。萨蒙·P.蔡斯英俊潇洒，身材高大，衣着得体，彬彬有礼，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，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，深受其他律师的敬畏。他博览群书，在内阁任职时，经常抽时间阅读英语和法语著作。他既不喜欢打牌，也不喜欢看戏。在生活中，他是一个认真周到的人，在处理部门事务时，也很严谨负责。
林肯相貌平平，不修边幅，既不会优雅的生活，也没有绅士的修养，但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。他从不系统地规划时间、计划工作。担任总统期间，他经常读的书籍是军事文献和宪法及国际法方面的著作，偶尔也会抽时间阅读莎士比亚的著作，在政府文件中证明自己不曾忘记《圣经》。他喜欢看戏，曾对哈克特扮演的约翰·福斯塔夫做了评论，也非常喜欢哈姆雷特，尤其是埃德温·布斯扮演的哈姆雷特。他极具幽默感，擅长讲故事，与萨蒙·P.蔡斯的严肃认真格格不入。萨蒙·P.蔡斯毫无幽默感，不善识人。
埃德温·布斯（1833——1893）
令人惊讶的是，萨蒙·P.蔡斯的私人信件表明，他和许多奸邪小人来往甚密。这些人主要是他的政治追随者。萨蒙·P.蔡斯试图依靠他们争夺梦寐以求的总统职位。他的抱负，或者说不恰当的作为，阻碍了他发挥自己的才能。他对林肯的评价并不高。林肯一定觉察到了萨蒙·P.蔡斯的敌意，但依然毫不掩饰地评价道：“萨蒙·P.蔡斯非常能干。”
当时，除了萨蒙·P.蔡斯质疑林肯的能力，许多参议员和代表都不相信林肯的能力和人品。林肯不够严肃，言行举止怪异，在别人沮丧时开玩笑。因此，他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。在战事接连失败的情况下，林肯的怪异表现可能会在军中产生不好的影响。内阁危机期间，威廉·P.费森登讽刺了林肯、内阁和参议员们的会议。他说：“林肯……讲了几件轶事，其中大部分我都听过。”[40]虽然林肯越来越不受欢迎，但与华盛顿的人民相比，全国人民依然觉得他很伟大。人民没有与林肯有过私人接触，只能通过正式的国家文件和议案评价他。后人通过他最终取得的胜利评价他，钦佩他肩负重担时的耐心和决心。对林肯怪异行为的描述可能会让英雄崇拜者失望，但叙述真实的历史时，需要这类描述解释人们对林肯的轻蔑之词，为无法用今天的视角看待1862年至1863年冬天的人提供事实依据。如果在华盛顿庄严的氛围中，林肯的其他素质有所提高，就不会有那么多假象了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当时的很多人并不觉得林肯伟大。早期的社会环境并没有赋予林肯成为杰出领导人的外在特征，然而，毋庸置疑，他虽然起步慢，但逐渐拥有了非凡的精神力量。
第10节 林肯和威廉·H.苏厄德
威廉·H.苏厄德为人和蔼可亲，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。虽然也存在种种不足，但他对林肯帮助很大。在做决定时，林肯常常思维迟缓，需要参考威廉·H.苏厄德提出的各种权宜之计。一般情况下，决策者会从若干方针中选出一项实施，因为这比制定一项政策更容易。在人民眼中，当时的建言献策者有威廉·H.苏厄德、萨蒙·P.蔡斯和埃德温·斯坦顿。历史学家对他们比较关注。林肯最依赖的是威廉·H.苏厄德和埃德温·斯坦顿。彬彬有礼的威廉·H.苏厄德是林肯最喜欢的顾问。
林肯虽然做决定的时间一般较长，但一旦做出决定，就不会轻易改变。他一步步制定了解放政策。从1862年9月22日的草拟宣言到1863年1月1日的正式宣言，林肯在政党选举中接连失利，北方联邦军屡遭失败，但他从未想过放弃。草拟宣言的形成表明，一些或所有南方邦联军可能会放下武器，避免奴隶流失，但其可能性并不大。南方人民无疑会团结起来，誓死保卫独立。如果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会影响他们，那也只会让他们进一步强调，北方开战是对南方社会制度的挑衅，从而奋起反抗。1863年1月1日，林肯写道：我将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视为“一种合理且必要的战争手段，我下令并宣布”，在反抗联邦政府的奴隶州或州内地区，“所有奴隶获得自由……我对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的公正性深以为然，它符合《宪法》规定，符合军事需求。因此，我祈求得到人类的慎重评判和万能上帝的慈悲恩典。”
林肯对《宪法》和法律充满敬意。虽然在《宪法》或其他法令中没有找到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的依据，但他想到了自己认为的合理依据。后来，林肯写道：“我发誓会竭尽全力维护《宪法》，因此，我会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保卫以《宪法》为基本法的政府和国家……我认为，在保卫国家的过程中，如果一些违宪手段是维护《宪法》所必需的，就可以成为合法手段……我并不认为自己为维护《宪法》付出了一切。如果与废除奴隶制相关，我同意将政府、国家和《宪法》一同毁灭……我认为，在战争期间，总统可按《宪法》使用战争法。既然奴隶是财产，那么根据战争法，友方和敌方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支配财产，这样有问题吗？曾经有过问题吗？”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中明确阐述了战争的本质，很大程度上转变了英国的民意。众议院已经认可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。战场上的捷报使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获得了大部分北方人的支持。
除了军事解放，林肯还打算严格遵循法律，将自由还给奴隶，确保北方联邦政府补偿奴隶主。1862年12月1日，在给国会的年度致辞中，他以文本形式发表了众所周知的合法声明，称：“没有奴隶制，内战不可能存在；没有奴隶制，内战也不会继续。”在争论中，林肯表明了自己对奴隶制问题的理解。根据后来的历史经验，他的理解证明自己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。林肯提出逐步解放奴隶，预计在1900年1月1日完成解放，使“两个种族”免于“突如其来的战争”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林肯的展望性提议并没有因内战胜利而实现，正如恺撒和拿破仑说的那样。事实证明，参议院和众议院都不信任林肯。此刻，林肯在人民心中的声望已经削弱，因为北方联邦军毫无进展。因此，林肯提出的循序渐进的补偿性解放没有得到国会和人民的认可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及时抓住了机会，发布了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。从1862年9月的安蒂特姆战役到1863年7月的葛底斯堡战役，北方从未获得真正的胜利，波托马克军经历了两次惨败[41]。
联邦士兵为黑人奴隶诵读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
黑人在烛光下阅读林肯的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》
第11节 默夫里斯伯勒战役
西部传来的捷报暂时驱散了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阴影。毫无疑问，威廉·罗斯克兰斯受到了林肯渴望胜利的影响。1862年12月26日，他抓住时机，从纳什维尔出发，试图进攻南方邦联军。行军几天后，他率军展开了小规模战斗，攻克了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附近三英里内的一个据点。当时，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的军队驻扎在默夫里斯伯勒的冬季营地。1862年12月31日，威廉·罗斯克兰斯决定发起进攻。与此同时，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决定采取攻势，并取得了先机。随后，默夫里斯伯勒爆发了一场血腥战役，四万一千名北方联邦军对阵三万四千名南方邦联军[42]。虽然南方邦联军获胜，但威廉·罗斯克兰斯坚守住了阵地。1863年1月2日，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再次袭击了北方联邦军，却遭受了挫败。1863年1月3日夜晚，南方邦联军显得士气低落。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从默夫里斯伯勒撤军。威廉·罗斯克兰斯抓住时机，宣称大战告捷。林肯向他致电，称“上帝保佑”。亨利·W.哈勒克称，默夫里斯伯勒战役是内战中最精彩的胜仗之一。捷报很快传遍了北方。最后，北方人的愤怒逐渐消散，伟大的将军随即出现。默夫里斯伯勒战役中，敌对双方伤亡惨重[43]，需要一段时间重整旗鼓。虽然威廉·罗斯克兰斯军队的伤亡人数更多，但与士气低落的南方邦联军相比，北方的资源优势抹平了伤亡劣势。然而，1865年，尤利西斯·S.格兰特称：“对北方来说，默夫里斯伯勒战役并未获胜。”[44]当时，威廉·T.谢尔曼写道：“在默夫里斯伯勒中，威廉·罗斯克兰斯付出的代价太大。”[45]
威廉·罗斯克兰斯（1819——1898）
如果学生只参考默夫里斯伯勒战役的相关文献，会认为林肯和北方人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大肆宣扬一次普通胜利；但如果展望未来，会发现林肯和北方人其实很聪明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布拉克斯顿·布拉格需要通过一次决定性胜利保住田纳西州，但他的失败和南方邦联军遭受的重创，为北方联邦军进入查塔努加敞开了大门。此外，佩里维尔战役和默夫里斯伯勒战役表明，西部的北方联邦军正在培养将才，本土军事人才正在崛起。弗吉尼亚人乔治·托马斯与华盛顿和罗伯特·E.李一样优秀，担任乔治·P.比尔和威廉·罗斯克兰斯的副指挥官。他拥有专业的军事才能，对上级忠心耿耿，即使与自己的观点不同，也坚信联邦大业的正义性，坚决支持联邦大业。起初，乔治·托马斯认为，在乔治·P.比尔被罢免时，自己没有成为坎伯兰军的指挥官非常不公，但他心胸宽广，不遗余力地支持威廉·罗斯克兰斯。威廉·罗斯克兰斯这样评价他：“议事时明智，作战时勇敢。”[46]在佩里维尔战役中，菲利普·谢里登表现出色。现在，在默夫里斯伯勒战役中，他依然表现得英勇无畏。
默夫里斯伯勒战役
联邦军与邦联军短兵相接
默夫里斯伯勒战役虽然意义重大，但无法彻底驱散国会和北方人的沮丧情绪。查尔斯·萨姆纳意识到了潜在危险，但并未失去信心。在写给弗朗西斯·利伯的信中，他说：“这段岁月是黑暗的。一些参议员满心绝望，我虽然不是……但也担心北方联邦军的处境。”贺拉斯·格里利在其杂志中提出，让某个欧洲国家调解美国的南北问题。为此，他进行了私人访谈，并与法兰西大使奥古斯特·梅西埃通了信，称美国人欢迎任何有助于结束战争的外国调解。他对助理亨利·J.雷蒙德说：“我有意实施调解计划，结束战争。我会让林肯支持我的提议。”1863年2月3日，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南北调解书被送到威廉·H.苏厄德手中。林肯当即拒绝了调解书。调解书和林肯的回复同时公开。虽然通过一些传言，美国人对此已经做好思想准备，但由于受到物质利益的驱动，欧洲强国试图涉足美国内战的事实依然令人震惊。北方人更加沮丧。
弗朗西斯·利伯（1798——1872）
亨利·J.雷蒙德（1820——1869）
第12节 国会的作为
查尔斯·萨姆纳在写给弗朗西斯·利伯的信中说：“林肯总统告诉我，相比战机，他更担心‘后方起火’，即民主党，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民主党。”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·P.莫顿向战争部长埃德温·斯坦顿致电说：“一些人提出建议，让我关注本州召开的州议会，并试图通过一项承认南部邦联的决议，敦促西北各州解除与新英格兰的所有法律关系。伊利诺伊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”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州议会都是民主党的，由上一次秋季选举选出。奥利弗·P.莫顿其实是杞人忧天，但州议会成员与他发生了争执，拒绝支持积极作战。他获得了共和党人的支持，争执变得异常激烈。最终，印第安纳州议会休会，取消了州政府未来两年内的必要拨款。在伊利诺伊州，众议院通过了停战决议，建议召开全国大会，商议解决各州矛盾的决议，但参议院否决了提议。因此，伊利诺伊州议会和共和党州长产生了争执。
1862年12月1日至1863年3月4日，通过国会的授权，总统掌控了全国的武装力量和财政大权。战场上的失败令人灰心，战期的延长令人疲惫，但经商环境的改善增加了就业机会。至此，志愿入伍告一段落。由于各州的征兵效果不佳，为了补充军力，联邦政府必须采取强制手段。1863年3月3日通过的《征兵法》直接面向全国人民，不再像以前那样，各州可以按照自己的机制征兵。联邦政府划分了各征兵区，总体上与不同州的国会选区一致。每个征兵区由一名宪兵司令掌管，其顶头上司是宪兵总司令。在华盛顿，宪兵总司令的办公室是陆军部的一个独立部门。所有符合参军要求的人都要登记，在必要时入伍服役。符合条件的人可以找人代替服役，或缴纳三百美元免服役费[47]。
财政立法方面，争执同样激烈。1862年，联邦政府开始发行不可兑现的法定货币，现在，财政部的无底洞急需填补。筹款委员会发言人埃尔布里奇·G.斯波尔丁在众议院说：“人民手中的法定货币数量不多……他们想要更多法定货币。因此，我们不必为继续发行法定货币担忧……为了起到刺激作用，甚至可以大量发行法定货币，便于人民缴税和政府放贷。”埃尔布里奇·G.斯波尔丁明确表明，接下来的十八个月里，财政部必须借到十亿美元。政府每天的开支为两百五十万美元，包括星期天。海关税收和其他收入不超过六十万美元，每日赤字一百九十万美元。因此，政府需要通过借款维持收支平衡。在所谓的九亿美元的贷款法案中，国会授权发行更多有息债券和国库券，债券可以按法定货币的面值变现。国会还授权发行更多无息法定货币和辅币，取代现有的白银替换物。白银从流通中消失。该法案赋予财政部长很大的酌处权。在下届国会召开宪法会议前，财政部长可以发行总价值九亿美元不同形式的纸质债券。
埃尔布里奇·G.斯波尔丁（1809——1897）
根据林肯和财政部长萨蒙·P.蔡斯的建议，国会在宪法会议上通过了建立国家银行的法案。后来，国家银行成为现行制度的核心。
相比赞美，批评民主制度的立法机构更容易一些，尤其是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大国，情况更是如此。1863年，西部和东部为了共同的战争目的联盟，但双方仍然存在分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平等交换是所有立法理论的精髓。即使从最广泛的层面定义平等交换政策，并严格遵守，也无法满足个人或政党的欲望。然而，在本届宪法会议上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占多数。作为一个整体，共和党人的工作值得赞扬。他们认识到，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，才能消除人民的阴郁情绪，恢复军队的信心。此外，他们必须向国民表明，共和党同意采取相关措施，促使战争胜利。1862年12月，内阁危机结束，但内阁成员对林肯的部长们依然没有信心。在众议院的共和党重要会议上，萨迪厄斯·史蒂文斯曾提出一项决议，但需要获得内阁的支持。激进派不愿意留任威廉·H.苏厄德，继续想方设法逼他下台。虽然林肯执意要求留下威廉·H.苏厄德，但内阁通过投票给了当局者足够的权力。议会中的大多数共和党人同意约翰·谢尔曼的观点。约翰·谢尔曼的观点几乎都是中立的。他写信给威廉·T.谢尔曼说：“我并不看好现任的一些当局者，但在他们受权管理政府期间，依然会真心支持和协助他们。”只有让林肯拥有特权，才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。参议员和代表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。威廉·P.费森登写道：“国会虽然犯了很多错，但已经是一个愿意做出牺牲的伟大国会……我们承担着巨大责任，将权力交到了一个专制政府手中。将来，人们会理解我们的动机，理解我们做的和遭受的一切。”[48]
第13节 人民的态度
联邦各州的许多城镇举行了支持“战争”或“联邦”的会议。通过会议，人民对国会工作做出了回应。最具代表性的是纽约的会议。纽约的民主党人占据优势，且受到人民欢迎。他们在库珀学院提出了“人民大起义”。随后，“忠诚的国家同盟”或“联邦同盟”成立。加入同盟后，成员们签署了一份简短有力的承诺。联邦同盟在音乐学院举行了一次大型会议。之后，又在库珀学院举行了会议。还有一次会议是为庆祝萨姆特堡战役周年纪念日举行的。其间，费城联邦同盟、纽约联邦同盟和波士顿联邦同盟相继成立。联邦同盟无疑是因爱国诞生的。查尔斯·艾略特·诺顿写信给乔治·威廉·柯蒂斯说：“联邦同盟、征兵法案、金融法案等都不适用于本国。只有胜仗才对我们有利。我们如果能攻克查尔斯顿和维克斯堡，就胜利了。但如果攻克不了呢？”[49]然而，为了将国家从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的萧条中拯救出来，国会倾注了全部精力。波托马克军通过改编，成为一支精良部队。此外，众所周知的是，林肯和内阁坚信会获胜。因此，人民流露出了些许喜悦之情。
1862年12月，国会召开会议，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陷入低谷。很多士兵已经五个月没有领到军饷。负责发放军饷的军需官拖欠了至少三个月的军饷。因此，截止1863年1月7日，陆军和海军拖欠的军饷已经高达六千万美元。政府不再出售债券。现在，一切都变了。萨蒙·P.蔡斯制定了相关计划，打算任用一位有能力、有活力的总干事，运用政府的各部门职能，通过广泛宣传和其他商业手段，唤醒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，说服他们借钱给政府。因此，他计划发放面值为五至二十美元的债券，让人民认捐。推动这一进程的是国会金融立法的规定，尤其是九亿美元贷款法案中的相关条款。该条款规定，1863年7月1日，终止用法定货币兑换面值五至二十美元债券。国会休会后，人民开始积极购买债券。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政府的信任。1863年3月底，萨蒙·P.蔡斯告诉查尔斯·萨姆纳，称自己对金融状况感到满意。1863年6月，萨蒙·P.蔡斯认为全民贷款计划已经成功。日均认捐金额超过三百万美元。德意志人也购买了债券。1863年4月26日，查尔斯·萨姆纳写信给阿盖尔公爵夫人[50]说：“战争部长埃德温·斯坦顿告诉我，1863年2月28日前，名册中显示有八十万武装军人领到了军饷。相比以前，战士们现在穿得暖，吃得饱……除了军队，现有的贷款足以满足联邦政府的所有需求。”
第14节 约瑟夫·胡克
1863年1月1日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告诉林肯，埃德温·斯坦顿和亨利·W.哈勒克都没有得到官兵们的信任。实际上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的真实意图是催促林肯罢免他们，还说自己“应该解甲归田”。1863年1月5日，在总司令部，他写信递交了辞呈。林肯回复道：“我认为，调整波托马克军的主将并没有任何益处。”1863年1月23日凌晨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面见了林肯，要求林肯罢免约瑟夫·胡克，原因是“约瑟夫·胡克无端非议上级……其报告和言论产生了不良影响”。总之，约瑟夫·胡克“不适合在关键时刻担任要职”。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还提议罢免三位准将，解除威廉·B.富兰克林、柯比·史密斯和其他一些将领的军职。他说：“要么批准我的提议，要么接受我的辞呈。”1863年1月25日上午，林肯召见埃德温·斯坦顿和亨利·W.哈勒克，告诉他们自己的决定，即罢免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，任约瑟夫·胡克为波托马克军指挥官。他没有征求埃德温·斯坦顿和亨利·W.哈勒克的意见，他们也没有提出任何意见[51]。
阿盖尔公爵夫人（1824——1878）
之前，林肯曾多次与内阁谈起约瑟夫·胡克。在第二次布尔溪战役后，他问吉迪恩·韦尔斯：“谁能接管波托马克军？这些将军中谁可以胜任？”吉迪恩·韦尔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：“约瑟夫·胡克。”林肯似乎赞同他的意见，但说：“和你一样，我也想到了约瑟夫·胡克，但我担心他太活跃。”蒙哥马利·布莱尔说：“他和‘大麦约翰’[52]是至交。”吉迪恩·韦尔斯说：“如果他有酗酒的恶习，就不应该被委以重任。”林肯任命约瑟夫·胡克后，吉迪恩·韦尔斯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对林肯的决定很吃惊。”
林肯显得有些沮丧和愤怒，但为了大局考虑，最终接受了民意要求。他意识到，普通士兵和北方人都倾向支持“好战的约瑟夫·胡克”。在一封私人信件中，林肯写道：“很多人认为，我重军功、轻政治。”[53]当时和后来，林肯一直崇尚西点教育，但并没有现在的人们那么崇尚。我们知晓整个内战史，拥有敌对双方的相关文献记录；因此，可以严谨、明确地证明，军校的培养对内战影响深远。约瑟夫·胡克虽然毕业于西点军校，是一位出色的将领，但从未想过自己会被任命为总指挥官。据说，亨利·W.哈勒克反对林肯的任命，埃德温·斯坦顿也附议。[54]大多数“年长的正规军军官”都对“约瑟夫·胡克充满敌意”。乔治·米德的观点显得中肯一些，认为约瑟夫·胡克“是一名优秀的士兵和指挥官”，但怀疑“他没有能力指挥一支大军”[55]。
在华盛顿，人们对约瑟夫·胡克的质疑是众所周知的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从来没有人向林肯呈报相关意见，因为波托马克军中有约翰·F.雷诺兹和乔治·米德两位将军。在性格、素养和能力方面，约翰·F.雷诺兹和乔治·米德都可以胜任总指挥一职。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结束后，波托马克军的总指挥明显需要调整。人们议论纷纷，讨论约翰·F.雷诺兹和乔治·米德谁更适合。约翰·F.雷诺兹对指挥权似乎无意，也许不会接受。此外，如果林肯或埃德温·斯坦顿与亨利·W.哈勒克召集约翰·F.雷诺兹、达利斯·N.库奇和约翰·塞奇威克[56]参加会议[57]，几位将军一定会一致推选乔治·米德。虽然他们资历较深[58]，但很乐意受乔治·米德指挥。乔治·米德与妻儿的通信证明，他是波托马克军总指挥的最佳人选。他很爱妻儿，忠于宗教信仰，品德高尚。通过他对内战的认真思考，人们了解了林肯和尤利西斯·S.格兰特。他写道：“这场战争永无止境，除非一方战败。只有战斗才能结束战争。”众所周知，乔治·米德是一位“好战的将军”，与大军将领们相处融洽。然而，作战部的激进分子本杰明·韦德、撒迦利亚·钱德勒和乔治·H.科沃德对乔治·米德看法不一。按照激进派的观点，乔治·米德值得信赖，因为他愿意指挥黑人军队。[59]与我们通过私人信件了解乔治·米德相比，1863年的华盛顿人可能更了解乔治·米德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约瑟夫·胡克的任命是民意所向。威廉·罗斯科·利弗莫尔写道：“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官，不仅需要独到的理解力，还要长期刻苦学习。”按照这一标准，乔治·米德显然比约瑟夫·胡克更具优势。
达利斯·N.库奇（1822——1897）
约翰·塞奇威克（1813——1864）
约瑟夫·胡克担任总指挥后，波托马克军士气低迷，甚至几近绝望。士兵们“频繁”出逃。[60]约瑟夫·胡克试图改变现状。随后，全军上下都感受到了他出众的组织才能。卡尔·舒尔茨写道：“很快，军营里的阴云消散了，自信和希望的新气息迅速弥漫开来。”[61]1863年3月30日，乔治·米德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：“现在，我军士气高涨，已经准备好大战一番。”[62]1863年4月初，林肯已经“筋疲力尽”，但还是前去拜访了约瑟夫·胡克，检阅了军队，并对看到的一切“倍感欣慰”[63]。北方人也看到了约瑟夫·胡克的工作及成就，心情逐渐恢复平静，充满希望地讨论着胜利。
第15节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
丹尼尔·西克尔斯（1819——1914）
林肯来访后不久，约瑟夫·胡克认为，军队已经准备好发起攻势。因为服役期为九个月和两年的两万三千名士兵即将期满，所以约瑟夫·胡克显得有些急迫。他率十三万人驻扎在拉帕汉诺克河北岸，对阵驻扎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罗伯特·E.李率领的六万人。结果，北弗吉尼亚军遭到詹姆斯·朗斯特里特的先遣部队和部分兵团的攻击，兵力被削弱。约瑟夫·胡克命骑兵向里士满行进，切断南方邦联军的通信。但由于连续几天的暴雨，河水上涨，骑兵被耽搁了，并没有协助到约瑟夫·胡克的作战计划。1863年4月27日，约瑟夫·胡克不再等待骑兵，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上游二十七英里处，调动三个兵团横渡拉帕汉诺克河，然后渡过拉皮丹河，向河流南侧的钱斯勒斯维尔进军。卡尔·舒尔茨写道：“大军状态极好，精神振奋。官兵们似乎已经意识到正在发起一场史无前例的进攻。行军途中，士兵们一路欢声笑语，消除了多日来的疲惫。”[64]为了隐藏主力部队，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下游附近，约翰·塞奇威克率第六军团强行渡过了拉帕汉诺克河。1863年4月30日，在美国境内的浅滩，达利斯·N.库奇率第二军团顺利渡河，向钱斯勒斯维尔进军。1863年5月1日，丹尼尔·西克尔斯率第三军团随后跟进。1863年5月1日早晨，约瑟夫·胡克召集了五个军团，亲自指挥[65]。乔治·米德写信给妻子说：“现在，我们已经过了河，在谋略上胜过了南方邦联军，但还没有摆脱困境。”[66]然而，约瑟夫·胡克充满信心[67]，并夸下海口：“最近三天的行动已经证明，除了飞过或绕过我们的防线，敌人没有其他办法与我们正面作战。我们一定能消灭他们。”他对林肯说：“我指挥着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。”[68]1863年5月1日，他率大军进攻南方邦联军，对南方邦联军军力的判断十分准确[69]。
罗伯特·E.李虽然希望詹姆斯·朗斯特里特率军前来支援，但也绝不会因北方联邦军顺利渡过拉帕汉诺克河感到不安。他与托马斯·J.杰克逊配合默契。相比乔治·B.麦克莱伦，他们并不惧怕约瑟夫·胡克。如果知道了约瑟夫·胡克虚张声势的命令，他们一定会认为对手是像教皇一样自大的人。1863年5月1日的战况非常简单，即约瑟夫·胡克进攻，罗伯特·E.李反击。随后，约瑟夫·胡克心生畏惧，命军队撤退。乔治·米德描述自己的军团时写道：“我们刚要迎敌，就被召回了。”如果约瑟夫·胡克坚持最初的命令，命各军团和各师继续进军，一定会引发一场激烈的战役。虽然结果并不明朗，但北方联邦军不会因撤退士气低沉，约瑟夫·胡克也不会因犹豫不决失去将领们的信任。军队撤退后不久，达利斯·N.库奇见到了约瑟夫·胡克，感觉他看起来“已经战败”。
奥利弗·霍华德（1830——1909）
1863年5月2日，罗伯特·E.李和约瑟夫·胡克进行了一场智力竞赛，也是托马斯·J.杰克逊和奥利弗·霍华德的实战对决。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，我们已经了解了南方邦联军的两位将领。但如果想要了解更多，威廉·罗斯科·利弗莫尔的专业分析[70]值得参考。实际上，战争结果与我们真实记录的一样。历史似乎正在重演，约瑟夫·胡克不知如何统领十万大军，为第十一军团选任了一位没有能力的指挥官。后来的作战中，第十一军团受到了南方邦联军的猛烈攻击。[71]卡尔·舒尔茨是奥利弗·霍华德的下属，指挥着一个师，但不认为奥利弗·霍华德“智慧过人”。他写道：“在与奥利弗·霍华德的对话中，能明显感受到他已经筋疲力尽，做决定时犹豫不决。”[72]
撤退后，约瑟夫·胡克决定进行防守。他预感到，罗伯特·E.李会正面进攻自己的中间部队，因此，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。但罗伯特·E.李并未按敌人的想法行动，觉得从正面进攻“难度太大，伤亡较重，因为约瑟夫·胡克占据了地理和兵力方面的优势。”[73]北方联邦军可以看到南方邦联军的军营。罗伯特·E.李和托马斯·J.杰克逊打算袭击弗雷德里克斯堡平原上的约翰·塞奇威克，但因不切实际放弃了[74]。然而，他们从未想过“落荒而逃”，一心想要进攻北方联邦军。1863年5月1日夜晚，他们坐在两个旧箱子上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。罗伯特·E.李“决定试着进攻约瑟夫·胡克的右翼，攻克北方联邦军的后方，同时在前方留一支军队牵制北方联邦军，隐藏自己的真实行动。”他命托马斯·J.杰克逊执行计划。显然，罗伯特·E.李蔑视敌将，面对敌方的优势兵力时，打算兵分两路。
1863年5月2日清晨，“伟大的副将”托马斯·J.杰克逊开始行军，绕到了北方联邦军的右翼，打算进攻。北方联邦军的右翼是奥利弗·霍华德率领的第十一军团。托马斯·J.杰克逊率领三万一千七百人，罗伯特·E.李只有一万三千人。罗伯特·E.李将三分之二的步兵和五分之二的炮兵派给了托马斯·J.杰克逊，留下剩余兵力对阵约瑟夫·胡克的前锋部队[75]。亨特·麦圭尔博士写道：“我永远不会忘记托马斯·J.杰克逊。他向约瑟夫·胡克的后方进军时，显得激动而紧张。他脸色苍白，眼神闪烁，薄平的双唇间发出了一份简洁的指令：向前冲，向前冲！”[76]托马斯·J.杰克逊衣衫不整，头戴旧帽，士兵们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举着已经破了的旗帜，看起来就像一群“散漫的乌合之众”。他们顶着烈日，饱受饥渴的折磨，却坚持行军[77]。队伍停下来休息了三次，每次二十分钟。其间，骑兵将领菲茨休·李带托马斯·J.杰克逊来到山顶，看到了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的防御工事。防御工事后面的一些士兵已经摆好枪支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抽烟，有的在打牌，还有一些士兵正在杀猪宰牛，准备晚饭。托马斯·J.杰克逊看到北方联邦军并未做好应战准备，非常惊喜，但只是双唇微动，默默向战神祈祷[78]。他估计，从山顶处继续行军两英里，可以直接攻克北方联邦军的后方军团。于是，军队继续前进。行军十五英里后，托马斯·J.杰克逊在寄给罗伯特·E.李的最后一张便条中写道：“如果可行，我希望尽快进攻。我相信仁慈的上帝会保佑我们大获全胜。”现在，他在北方联邦军的西边，与罗伯特·E.李的阵地正面相对。
与此同时，1863年5月2日黎明时分，约瑟夫·胡克前去视察右翼军队。回到司令部时，邮差正在等他，打算汇报托马斯·J.杰克逊的行动。约瑟夫·胡克看到，托马斯·J.杰克逊的一部分军队正在南下，像是要撤回里士满。因此，他认为南方邦联军的目标可能是袭击自己的右翼。他的推理顺理成章，因为1862年，罗伯特·E.李曾用同样的方式袭击了约翰·波普。1863年5月2日上午9时30分，约瑟夫·胡克向奥利弗·霍华德发出了警告[79]。随后，他又向奥利弗·霍华德和第十二军团指挥官亨利·W.斯洛克姆发出了联合声明，建议他们做好侧翼受击的准备，因为“我们有理由猜测，敌人正在向我们的右翼进军。”[80]关于南方邦联军行动的其他报告陆续送到了约瑟夫·胡克手中。丹尼尔·西克尔斯在报告中写道：“三个小时内，南方邦联军的步兵、炮兵、辎重队和流动医疗队陆续向南行军。”约瑟夫·胡克命丹尼尔·西克尔斯阻挠南方邦联军的行动。不久，北方联邦军中很多人认为，南方邦联军已经全线溃退。约瑟夫·胡克采取了防御攻势，一如既往地摇摆不定，无视全面防御的重要性。最后，他也认为南方邦联军正在溃退。1863年5月2日下午4时10分，他寄给约翰·塞奇威克一封信，写道：“我们知道敌人正在逃跑，试图袭击其辎重队。执行袭击计划的军队中，其中两个师由丹尼尔·西克尔斯指挥。”
菲茨休·李（1830——1909）
一名干练警惕的军团指挥官本可以做很多事，从而弥补总指挥官的失误。但奥利弗·霍华德与约瑟夫·胡克一样，轻视了南方邦联军。卡尔·舒尔茨十分清楚，敌人的大部队由东向西行进了两英里多。因此，他力劝奥利弗·霍华德做出部署，击退南方邦联军的侧翼攻击。他在1863年5月12日的报告中写道：“我们的右翼完全孤立无援，后方也在敌人的掌控中。”他建议奥利弗·霍华德部署军队，说：“如果真的打算采取防御战术，就必须守住全军的右翼和后方。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，如果不改变前线部署，我们将对西面和西北方向的袭击毫无抵抗力。”[81]他催促奥利弗·霍华德做出部署，但奥利弗·霍华德认为南方邦联军在全力撤退，不愿意劳神劳力，为一场根本不会发生的进攻备战。他感到非常疲倦，准备午睡，命卡尔·舒尔茨有重要军情时再叫醒他。当约瑟夫·胡克的第一封警告急件送到的时候，卡尔·舒尔茨叫醒了奥利弗·霍华德，大声读了急件内容，并将其交给了奥利弗·霍华德。奥利弗·霍华德和军官们立即开始讨论军情。与此同时，一名年轻军官递上了第二封急件[82]。两封急件表明，卡尔·舒尔茨的建议完全合理。但奥利弗·霍华德依然不为所动。后来，为了服从约瑟夫·胡克的命令，奥利弗·霍华德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增援丹尼尔·西克尔斯。此刻，丹尼尔·西克尔斯被派去阻拦所谓的南方邦联军的撤退。此次任务注定是徒劳的。奥利弗·霍华德细读了约瑟夫·胡克的第三封急件后，坚信南方邦联军正在撤退。于是，他协同增援部队，一起占领了罗伯特·E.李的后方。然而，关于托马斯·J.杰克逊真正行动的警报接连发来，“奥利弗·霍华德和约瑟夫·胡克逐渐明白，北方联邦军的右翼已经危机四伏。”[83]
与此同时，托马斯·J.杰克逊已经准备就绪。“士兵们默默守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低声传达上级的命令。军号也不响了，士兵们不再像往常那样，用欢呼声向将军致敬。”[84]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静静待在原地，对即将发生的灾难毫不知情。除了少数几名将士，北方联邦军的大多数将士赞同约瑟夫·胡克的意见。一些士兵正在准备晚饭，其他人在吃饭或休息，还有一些人正在玩纸牌。1863年5月2日傍晚6时，南方邦联军吹响了军号。托马斯·J.杰克逊派出大部分兵力猛攻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的九千兵力。南方邦联军的第一次攻击像一次快速进军，追赶着荒原上疾奔的鹿和兔子。随后，“反叛者的呐喊”和具有毁灭性的炮火声响起。经过短暂的抵抗，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溃逃了。与托马斯·J.杰克逊一起的爱德华·波特·亚历山大写道：“任何军队都会采取类似的行动。战士们在战斗中都是以一敌六。”[85]对南方邦联军来说，胜利的代价是高昂的。随后，托马斯·J.杰克逊的大军穿过茂密的树林时，陷入了困境。托马斯·J.杰克逊竭力整顿队伍，带着护卫队来到战线附近，想要探明约瑟夫·胡克的意图。忽然，北方联邦军队发起了攻击，他只好带着护卫队撤退。在黑夜中，南方邦联军将护卫队误认为北方联邦骑兵，于是开了枪。托马斯·J.杰克逊不幸中弹[86]。将军受伤，意味着军队不可能获胜了。丹尼尔·西克尔斯陷入了危局，但由于星空朗照，明月近满，他成功突围了出去，重新占领了护墙。
当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溃败的时候，约瑟夫·胡克忧心忡忡，沮丧不已，完全没有能力承担重任。1863年5月3日，约瑟夫·胡克虽然已经尽力，但依然无法胜任，甚至濒临崩溃，胡乱应付着一场没有希望的战役。他的对手显得精明、自信。1863年5月3日清晨，托马斯·J.杰克逊的军团一边声嘶力竭地哭喊着“托马斯·J.杰克逊永存”，一边发起了进攻，罗伯特·E.李率军前来支援。北方联邦军顽强抵抗。南方邦联军的努力值得称赞，但他们没有领袖，司令部也没有实质性的指令。三万至三万五千名新兵近在咫尺，渴望参战，却迟迟不见命令传来。1863年4月，林肯视察了波托马克军，离开时劝告约瑟夫·胡克：“下次战斗时，一定要启用全部兵力。”但他的劝告并未受到重视。
1863年5月3日上午9时左右，一枚炮弹击中了司令部的一根柱子，靠着柱子的约瑟夫·胡克被撞晕了[87]。此时，北方联邦军几乎已经战败。罗伯特·E.李在报告中说：“截止1863年5月3日上午10时，我们已经完全占领了战场。”
关于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的其他信息，我们无须知道。1863年5月4日午夜，约瑟夫·胡克召集了各军指挥官，共同商议是否撤回河北岸。达利斯·N.库奇和丹尼尔·西克尔斯赞成撤退。乔治·米德、约翰·F.雷诺兹和奥利弗·霍华德认为，应该继续战斗。当时，约瑟夫·胡克说自己会一人承担撤退的责任[88]。于是，北方联邦军撤到了河北岸。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，北方联邦军伤亡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二人，南方邦联军伤亡一万两千七百六十四人[89]。
在担任总指挥期间，约瑟夫·胡克从来没有因为喝酒误事。他原来喜欢喝威士忌，但从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开始，或到达钱斯勒斯维尔后，一直滴酒未沾[90]。约瑟夫·胡克战败的原因是能力欠缺，勇气不足。与此同时，乔治·米德的描述解释了整起事件。他在1863年5月8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：“在紧要关头，约瑟夫·胡克毫无战斗力，所有人对他很失望。实际上，他比乔治·B.麦克莱伦更谨小慎微，遇事喜欢躲闪，在不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，总会夸夸其谈。当自己担起责任的时候，应该行动起来；当别人担起责任的时候，应该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。战斗结束后，约瑟夫·胡克不顾大部分指挥官的反对，决定撤军……决定撤退后，他非常沮丧地对我说，他准备将波托马克军交给我，还说自己已经受够了，宁愿从未来到这个世上。”[91]
联邦军在战壕里向邦联军射击
联邦军指挥官指挥军队作战
钱斯勒斯维尔战役
罗伯特·E.李与托马斯·J.杰克逊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场
然而，无论如何，对罗伯特·E.李来说，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仍然是一次伟大的胜利。只有足智多谋、品德高尚的将军，才能率领饥肠辘辘、衣衫褴褛的士兵，战胜一支人数成倍、装备精良的北方联邦军。南方邦联军的推测明显合理。他们时时警惕，无畏牺牲。北方联邦军与此恰好相反。在进攻南方邦联军右翼的前一晚，托马斯·J.杰克逊睡在一棵松树下，副官给他盖上了一条披肩。但当副官睡着的时候，他将披肩盖在了副官身上，自己什么也没盖，结果被冻醒得了风寒。早上，他没来得及吃早餐，便立即率军继续前进[92]。在一场“可笑又恼人的偷袭”[93]发生前，年仅三十三岁的奥利弗·霍华德正在午睡。
第16节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的影响
罗伯特·E.李平静地等待着托马斯·J.杰克逊的攻击结果，时刻保持警惕。其间，他给杰斐逊·戴维斯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。信的内容包括他对此次战役的风险评估及万一失败后的应对之策。他写道：“如果由我全权指挥，军队粮草充足，我会更坦然自若。但我判断，北方联邦军更具兵力和地理方面的优势。”[94]当托马斯·J.杰克逊击败北方联邦军的右翼时，“约瑟夫·胡克和两名助手正坐在司令部的阳台上，享受着夏日夜晚的凉爽”[95]。直到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战败溃逃，他才警醒到，战争真的爆发了。
陆军部和林肯收到的消息并不详细，也不准确。吉迪恩·韦尔斯在1863年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今天下午，我在陆军部见到了林肯总统。他一直来回走动，非常想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。前线传来的消息都不可靠。大家似乎都感觉到，我们的军队获胜了。但实际上，我军死伤惨重，更加激烈和可怕的战役迫在眉睫。”[96]当林肯收到电报，称大军撤到了拉帕汉诺克河北岸时，喊道：“天哪！天哪！国民会怎么说？国民会怎么说？”[97]1863年5月6日，查尔斯·萨姆纳见过“垂头丧气”的林肯后，来到吉迪恩·韦尔斯的办公室，“举起双手，惊叹道，‘败了，败了，一败涂地啊！’”[98]
由于陆军部对电报的审查非常缓慢，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的消息很久才传到北方。人们知道了战役过程后，万分沮丧。现在，许多支持战争的人都不再抱有征服南方的希望。《芝加哥论坛报》上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条严肃建议，即由林肯担任波托马克军的指挥官。令人痛心的是，北方一直没有找到一位能担大任的将军。正如文章的作者总结的，我们由衷地认为，“老亚伯”[99]可以带领我军取得胜利。“如果他做不到，还有谁能做到呢？”
然而，第一次和第二次布尔溪战役、乔治·B.麦克莱伦在里士满战败及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，北方人内心的沮丧和创伤久久无法抹去。但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后，北方人显得没有那么沮丧了。实际上，报纸已经不再像战争初期那样，准确反映公众情绪了。大量的社论写作都是为了让读者心怀希望，但后来出版的回忆录或口口相传的往事，都在纠正当时报纸上的言论。因此，我们推论：从性质和程度方面来看，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失败后的沮丧不同于其他时期蔓延的沮丧。1862年秋天开始，商业活动日益兴盛。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已经开始，证券交易频繁，合法交易增多，人们将存款投资在政府债券上。此外，值得注意的一个观点是：战争促进了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。政府是最大的买家，一项活动联系着另一项活动。虽然国家正处在困境中，大多数人选择通过正当途径赚钱，但也有一些投机倒把的行为。当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大败的消息传到纽约时，黄金价格突然上涨。一开始，铁路公司的股票很不稳定，但很快又以良好的态势上涨。政府债券一直很稳定，公众继续认购面值为五至二十美元的债券。人们不再参军入伍，因为大多数人厌倦了战争，繁荣的商业也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。就平民入伍来说，战争已经成为一种贸易活动。联邦政府、各州政府、城镇和各市行政区提供了入伍奖励金，鼓励人们积极参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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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《美国史》，第4卷，第164页，第176页，詹姆斯·福特·罗德斯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2]《卡尔·舒尔茨的发言、书信和报告》，第1卷，第209页，第210页，第211页，第217页，第21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3]《查尔斯·艾略特·诺顿的书信》，第1卷，第25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4]1862年10月8日，佩里维尔战役爆发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5]《美国史》，第4卷，詹姆斯·福特·罗德斯著。《奥利弗·P.莫顿传》，第1卷，威廉·福克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6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169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7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20页。第318页记有乔治·B.麦克莱伦的部分辩解。————原注
[8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176页，第177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9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19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0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26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1]《卡尔·舒尔茨的发言、书信和报告》，第1卷，第213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2]《林肯的个人特质》，第255页，海伦·尼古拉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13]《卡尔·舒尔茨的发言、书信和报告》，第1卷，第220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4]1865年1月22日，威廉·T.谢尔曼在写给参议员的信中说：“我在战斗中统率十万人，行军中果断坚定，指挥得当，有口皆碑。”《威廉·T.谢尔曼将军与参议员之间的通信》，第246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5]《查尔斯·艾略特·诺顿的书信》，第1卷，第25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6]《美国内战史》，第2卷，第442页，约翰·C.罗普斯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17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17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8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30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19]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爆发于1862年12月13日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20]达利斯·N.库奇（Darius N. Couch），时任第二军团指挥官。————原注
[21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4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22]《约翰·默里·福布斯书信回忆录》，第1卷，第343页，萨拉·F.休斯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23]《林肯全集》，第2卷，第243页，约翰·尼古拉、约翰·海伊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24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27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25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4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26]1863年1月20日至1863年1月24日，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进行了著名的“泥中行军”。大部分队伍抵达了班克斯福特附近，距弗雷德里克斯堡四至七英里。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》丛书一，第21卷，第1册，第752页到第755页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27]当时，内阁危机是联邦政府用到的一个英国政治用语。————原注
[28]《萨蒙·P.蔡斯传》，第482页，罗伯特·沃登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29]奥姆斯比·M.米切尔（Ormsby M. Mitchel，1810——1862），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演说家。1862年，他负责为黑人奴隶创建一套姓氏体系。1862年10月30日，因患黄热病去世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30]《威廉·P.费森登传》，第1卷，第240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31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195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32]《林肯传》，第6卷，第265页，约翰·尼古拉、约翰·海伊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33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196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34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197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35]《威廉·P.费森登传》，第1卷，第247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36]《威廉·P.费森登传》，第1卷，第202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37]《林肯传》，第6卷，第271页，约翰·尼古拉、约翰·海伊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38]《书信与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114页，约翰·海伊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39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。《威廉·P.费森登传》，第1卷。《林肯传》，第6卷，约翰·尼古拉、约翰·海伊著。《美国史》，第4卷，詹姆斯·福特·罗德斯著。《书信与日记》，第1卷，约翰·海伊著。《威廉·H.苏厄德传》，第2卷，弗雷德里克·班克罗夫特著。《萨蒙·P.蔡斯传》，罗伯特·沃登著。《约翰·默里·福布斯的书信回忆录》，第1卷，萨拉·F.休斯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40]《威廉·P.费森登传》，第1卷，第245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41]《美国史》，第4卷；《讲稿》，詹姆斯·福特·罗德斯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42]《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》，第97页，托马斯·L.利弗莫尔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43]北方联邦军伤亡一万两千九百零六人，南方邦联军伤亡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人。《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》，第97页，托马斯·L.利弗莫尔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44]《林肯传》，第10卷，第281页，约翰·尼古拉、约翰·海伊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45]《威廉·T.谢尔曼将军与参议员之间的通信》，第182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46]乔治·托马斯是威廉·罗斯克兰斯手下的军团高级指挥官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副指挥官。他曾拒绝取代乔治·P.比尔，但也曾拒绝服从军衔低于自己的威廉·罗斯克兰斯。林肯调整了威廉·罗斯克兰斯的委任状，提高了其军衔后，乔治·托马斯才开始忠心服从威廉·罗斯克兰斯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47]该草案虽然没有征募到很多士兵，而且常被滥用，但也招募了一些志愿军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48]《威廉·P.费森登传》，第1卷，第264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49]《查尔斯·艾略特·诺顿的书信》，第1卷，第261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50]阿盖尔公爵夫人（Duchess of Argyll，1824——1878），英国女贵族，废奴主义者。————译者注
[51]林肯曾劝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收回辞呈。随后，他下令解除了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的职务。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》丛书一，第21卷，第941页，第944页，第954页，第998页，第1004页，第1009页。《作战联合委员会报告》，第1卷，第71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52]指酿酒的麦芽或啤酒等含酒精饮料的拟人化名称。————译者注
[53]《林肯全集》，第2卷，第252页，约翰·尼古拉、约翰·海伊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54]《作战联合委员会报告》，第1卷，第175页，1865年。《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》，第3卷，第239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55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18页，第351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56]在安布罗斯·伯恩赛德卸任时，约翰·塞奇威克指挥第九军团。1863年1月26日，约瑟夫·胡克担任总指挥。1863年2月5日，约翰·塞奇威克被派往第六军团。————原注
[57]召集他们参加会议很容易，因为他们距华盛顿只有几小时路程。————原注
[58]1862年7月4日，约翰·塞奇威克和达利斯·N.库奇成为少将，级别高于乔治·米德。1862年11月29日，约翰·F.雷诺兹和乔治·米德成为少将，但在排名榜上，约翰·F.雷诺兹排在乔治·米德前面。————原注
[59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40页，第347页，第349页，第356页，第365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60]《波托马克军医疗往事》，第101页，乔纳森·莱特曼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61]《卡尔·舒尔茨回忆录》，第2卷，第403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62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62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63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64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64]《卡尔·舒尔茨回忆录》，第2卷，第40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65]约翰·塞奇威克率第六兵团距弗雷德里克斯堡约十一英里，约翰·F.雷诺兹率第一军团距弗雷德里克斯堡约十三英里，两军相距约二十三英里。————原注
[66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70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67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130页，第236页、第237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69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68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130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69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112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0]《美国内战纪事》，第1卷，第124页，第178页，威廉·罗斯科·利弗莫尔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1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41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2]《卡尔·舒尔茨回忆录》，第2卷，第405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73]罗伯特·E.李的报告。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》丛书一，第25卷，第1册，第798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74]《托马斯·J.杰克逊与美国内战》，第2卷，512页，乔治·F.R.亨德森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5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273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6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275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7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13页，艾伯特·C.哈姆林著。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276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8]《罗伯特·E.李将军传》，第247页，菲茨休·李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79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276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80]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》丛书一，第25卷，第2册，第360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81]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》丛书一，第25卷，第1册，第651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82]《卡尔·舒尔茨回忆录》，第2卷，第416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83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287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84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292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85]《一名邦联兵的战争回忆录》，第337页，爱德华·波特·亚历山大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86]托马斯·J.杰克逊的手臂受了重伤，被迫截肢。1863年5月10日，他因肺炎逝世。随后，J.E.B.斯图尔特接替了他的职位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87]约瑟夫·胡克清醒后，指挥军队撤退。————原注
[88]《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》，第3卷，第171页，达利斯·N.库奇。————原注
[89]《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》，第98页，托马斯·L.利弗莫尔著。————原注。为了回应约瑟夫·胡克1863年5月3日下达的命令，约翰·塞奇威克进攻了朱巴尔·厄尔利率领的南方邦联军。经过激烈战斗后，约翰·塞奇威克攻占了马里耶高地，将朱巴尔·厄尔利驱逐了出去。在萨勒姆教堂的战斗中，罗伯特·E.李派拉斐特·麦克劳斯协助朱巴尔·厄尔利，阻止约翰·塞奇威克与约瑟夫·胡克会合。约翰·塞奇威克被迫撤退。————编者注
[90]《美国史》，第4卷，第264页注释，詹姆斯·福特·罗德斯著。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65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91]《乔治·米德传》，第1卷，第372页，第373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92]《“石墙”杰克逊传》，第675页，第677页，罗伯特·达布尼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93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60页，艾伯特·C.哈姆林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94]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》丛书一，第25卷，第2册，第765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95]《钱斯勒斯维尔战役》，第301页，小约翰·比奇洛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96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291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97]《林肯时期的华盛顿》，第58页，诺亚·布鲁克斯著。————原注
[98]《海军部长吉迪恩·韦尔斯的日记》，第1卷，第293页。————原注
[99]“老亚伯”“正直的亚伯”是林肯的昵称和外号。————译者注